从“延平条陈”到澎湖之战

——郑氏集团的海权战略得失分析

倪乐雄/文

  一、“延平条陈”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实践背景

       郑成功的“延平条陈”逐渐为研究郑氏集团抗拒清军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所重视，笔者以为：这是郑成功抗清的战略总方针，属于“大战略”的范畴。这一方针主要是依据郑成功对中国海上势力在东南沿海几十年同大陆官方对抗的经验提炼的结果，也是自己家族几十年海上奋斗的经验之归纳。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先投奔李旦、颜思齐海商武装走私集团，并因熟悉葡萄牙、荷兰等国语言，作为翻译参与了明朝政府、荷兰东印度公司、东南海商三者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的谈判，在他周旋于三者之间时，亲眼目睹了东南沿海一系列情况的变化。先是英国、荷兰联合舰队为争夺海上贸易权力，于1622年同据守澳门的葡萄牙人发生战争。接着是同年荷兰人对澎湖的占领。1624年，明朝将领俞咨皋率兵登陆澎湖，与荷兰人形成僵持。经谈判荷兰人同意退出澎湖，作为交换条件，明政府同意荷兰人占据台湾，默许荷兰商船到福建进行贸易。郑芝龙作为李旦的翻译，参与了明政府与荷兰人之间的调停。亲眼目睹了荷兰人利用海军优势抗拒大陆明军，并争取到海上贸易权力的过程，对荷兰人的海上霸权留下深刻之印象。

       李旦、颜思齐死后，郑芝龙接过它们的家底，迅速崛起于东南海上。1626年，郑芝龙“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1]郑芝龙与其他“海贼”四处烧杀劫掠不同，部众所到之处，颁布告示，严禁扰民；开仓济贫，甚得民心。“开门求不杀，遂人据之，芝龙约束麾下，竟不侵扰。”[2]1627年，郑芝龙击败明将俞咨皋，攻占厦门，以此为基地而雄踞海上。崇祯元年，明朝内有李自成之乱，外有后金努尔哈赤崛起，于是招抚了郑芝龙所部，命其剿灭其他“海贼”。郑芝龙接受招安后趁势消灭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海上势力，一统海上，他建立起大陆与海外贸易网络，颁发兼有税收和海上保险的“令旗”，垄断了对台湾荷兰人的贸易，控制了定价权。由此可以看出制海权、贸易权、定价权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了争夺中国东南海上贸易特权和使之符合荷兰与欧洲贸易的需要，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心同已是官军身份的郑芝龙海上势力开战。在最初几次荷兰海军不宣而战的偷袭得手后，双方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展开空前的主力会战。一方是荷兰与中国海盗刘香组成的联合舰队，一方是郑芝龙的明朝水师，郑芝龙扬长避短、战术得当，以上百艘满载燃烧物的轻便小船抵近火攻，焚烧并击沉荷兰主力舰9艘中的4艘，俘虏1艘，刘香部全军覆没。

       这一战决定了郑氏商业军事集团在东亚海上的强势地位，将军事上的制海权和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一举拿下。时人记载：“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3]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冲突说到底是为了争夺东亚海上贸易控制权。料罗湾海战反映了海洋文明之间竞争的规律——制海权决定商业贸易权。

       二、“延平条陈”中的海权意识

        郑芝龙海上集团上述崛起的经历无疑给郑成功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他接管这个海上集团后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现实依据。明隆武二年(1646年)，郑成功在“延平条陈”中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4]以今天之眼光看，从内陆农耕国家与海洋国家不同的战略思维而论，郑成功的军事战略明显属于海洋性的，而非大陆性的。这是郑成功立国举兵之大战略。其核心是以海外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支撑其军事力量。[5]这与西方海洋国家、海洋社会的军事原则完全一致。

       由于“反清复明”的使命在身，郑成功一时还不能放弃大陆，其部分军需筹集、粮饷支出还需取之于大陆农耕区域。他的兵锋还需深人大陆腹地。南京之役失败后，郑成功感到大陆难以立足，其战略完全回归海洋，开始执行其“延平条陈”立足海洋与清廷抗衡的计划。所以不顾张煌言力劝其坚持陆上抗清的建议，转而夺取台湾，控制东南海上贸易，以海上贸易立足，支撑海权，以海权维护海上贸易，并抗衡清廷陆权。

       郑氏地方割据的性质是海上商业——军事割据。“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一旦生成，必然召唤强大的海军”这是一条发端于古代地中海地区而贯穿于整个文明史进程的历史铁律。经济生存状态决定一个地区、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行为。郑氏地方割据的统治管理方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同地中海区域相似的现象，即“商业一军事复合体”。[6]因此，“延平条陈”中“航船合攻、通洋裕国”则是这种海上商业一军事集团最佳战略选择。

       三、郑成功海权战略之优势

       郑氏集团生存所依赖之财源相当部分屯聚在海岛甚至海外，“成功起兵，以为居守护官。有心计，善理财，集资百余万。别以四十万寄日本国，以备不虞。”[7]生存无需依赖大陆，便在整个战略对抗上就处于主动地位。由于大海辽阔、四通八达，交通方便，使得以舟船为集结和运载工具的郑氏军队能够忽聚忽散，迅速集结庞大兵力于海上，攻其陆上一点，让陆上步骑兵为主的清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是我之兵力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分。我既备多而力分，贼乃以十数万全力之势，如风雨骤至，乘间窥其一城……我之援兵无阻(?)无船，辄若望洋。是以我兵跋涉崎岖于崇山峻岭旬日之间者，贼口挂船，旦夕可至。我之士马未获与贼决战，而先于疲于奔命矣。”[8]这就是海权对陆权的优势所在，郑氏集团弱小的军事力量能在东南一隅与强大清军周旋二十多年，主要是利用制海权的便利，迅速进行军事集结并实施机动，形成对某个作战地点的突然性优势。清廷最终也领悟到：要战胜郑氏集团的海上割据，必须建立强大水师控制制海权，这类似古希腊雅典城邦在马拉松会战时，意识到波斯舰队海上机动对作战的重大作用。

      四、郑成功北伐与海权战略之得失

      “抗清复明”的政治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郑成功的军事行为，所以，郑成功在大陆作了一次竭尽全力的努力，于1659年4月，再次发动北伐，深入内陆作战，但陆上作战非郑氏集团所长，在进军路线上，他依然考虑发挥自己水上作战之优势，选择沿海岸线转入长江，一路溯江而上。“入据长江，则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物矣”，[9]其战略计划比较合理。清军以往的对手皆为陆战之师，攻防要略皆出于陆战思维，不料遇到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一时破绽百出，被郑军连下瓜州、镇江、进围南京。抵达南京城下时，郑成功将此次北伐军事战略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但郑氏军队仅擅长水面作战，而陆战取胜多半也是依靠海上快速机动，达成对岸上守敌兵力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出其不意的袭击疏于防守之地。但同陆上能征善战的清军相比，却严重缺乏陆上山地战的经验。清军南下之师皆身经百战，郑成功抵达南京后，本应和以往一样，利用水上机动已达成的突然性和数量绝对优势，乘南京防守空虚，立即登岸发起攻击。但因他拒绝部将甘辉的建议[10],中了对手的缓兵之计，最终反其道而行之，以不谙陆战的水师，上岸与有着丰富陆上作战经验的清军在不利的地形摆开堂堂之阵，以短击长，[11]实际上把“海军陆战队”当纯粹陆军来使用，清军解围部队集结后很快击破了郑成  功的北伐大军。

       南京观音山之战失败后，郑军损失十之六、七，如果是纯粹陆军作战，则江苏方面的清军乘胜穷追猛打，福建方面达素包抄其后，郑成功军十之八九会全军覆没。因为是水师，可在江面上从容收拾败军，沿着长江安全退兵，不用像陆军战败后撤那样要突破重重围追堵截，等到退至金门、厦门一带，已呈蛟龙回海之势，而清军达素部急于求成，放弃陆战而进行并不擅长的海上会战和登陆作战，结果水师被歼，陆师被郑成功军“半渡而击之”，全军覆没。郑军海陆全胜，陆权与海权的优势在双方之间再次转手。[12]

       南京观音山之战和厦门高崎之战突出地反映了海权与陆权的优势转换规律。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舰队正是沿着郑成功的进军路线由海折入长江直抵南京。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中的军事入侵也是溯江而上，体现了海权战略指导下的作战方针具有一致性。

    五、收复台湾的海权战略与战术分析  

   1661年4月29日，郑成功率大军在台湾登陆，5月4日，赤嵌城荷兰守军投降。此次顺利登陆，战略上仍是利用海上集结与机动的便利，聚集起绝对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出现在极端弱势的荷兰人面前；二是战术运用得当，准确掌握台湾沿海的水文情况，选择平时水浅、大型战船不能通过的“鹿耳门水道”，趁其极短的大潮期，攻台大军出其不意通过后立即登陆，荷兰守军措手不及，以为兵从天降。郑成功台湾登陆之举为古代海军发挥制海权的优势，在战略和战术上相互配合成功的经典战例，比之289年后朝鲜战争中，美国将领麦克阿瑟利用极短的两小时涨潮，成功实施仁川登陆有异曲同工之妙。[13]

       荷兰人失去赤嵌城后坚守热遮兰城。同年9月16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派出卡宇统率的10艘战船、700名士兵作为援军同郑成功水师展开交战，郑氏水军歼灭荷军100多名，击毁、俘获大小战船5艘。“八月，红夷率甲板船来犯，赐姓令陈泽同戎镇左右协水师击败之，获甲板船二只，小艇三只，自是甲板退人台湾港，不敢复出。”[14]不久，卡宇随后逃离往爪哇。援军的陆上进攻也同时被粉碎。荷兰东z印度公司再也无力出动援军，郑成功的水师牢牢掌握台湾四周的制海权。在困守无望的情形下，荷兰残部于1662年2月1日向郑成功投降，交出台湾回国。台湾终于被收复。

       此战与后来施琅经澎湖一战击败刘国轩台湾水师后，郑氏集团立即递上降表的情形是一样的，揭示出台湾政治归属的一个长期规律，政治归属取决于制海权的归属。这条规律今天仍然起着作用，对于台湾与大陆统一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六、澎湖海战郑氏水师丧失制海权及其后果在决定台湾郑氏政权命运的澎湖海战之前，郑氏集团的水师已遭受了重创。郑经继承郑成功基业后，一度亦有进取大陆之心。1678年，趁着“三藩之乱”，郑经渡海攻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与内地遥相呼应。为遏制郑氏集团反攻势头，清廷在福建沿海重行“迁界”，强迫居民内迁10里或20里，遍筑界墙守望，断绝内外交通，对郑军形成全面封锁。1680年，清军万正色所部率水师攻下海坛，并乘胜南下，厦门、海澄等地守将相继投降。郑军水师名将朱天贵也率官员600余人，兵2万余名，舰船300余艘献铜山降清。郑经仅领千人逃回台湾，沿海岛屿悉为清军占领，郑氏军力元气大伤。反攻大陆、精锐尽失的原因正如郑经之母董夫人所言：“七府连败，两岛亦丧，皆由汝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窃权，各树其党耳!”[15]

       郑经败退回到台湾后不问政事，沉湎酒色，手下文臣武将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郑成功时期磨砺出来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精神已烟消云散。贪图享受、好逸恶劳已取代往日不畏艰险、跋涉远征。曾有个别将领提出远征菲律宾开疆辟土，但最终因郑氏集团上层贪图安逸，不予采纳。

       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起用原来郑氏集团的大部投诚将士，建造战船、加紧训练，任命原郑成功手下将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征讨台湾。1683年7月10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施琅率领的清军水师与刘国轩统领的台湾水师在澎湖海面展开数日主力会战，此时海上主客之势已经换位，清军水师大部由投降的原郑氏水师能征惯战的将士组成，而台湾水师相当部分是靠抽壮丁临时拼凑，战斗力远不如清军，加之刘国轩一意孤行，指望台湾海峡的六月台风会掀翻清军舰队，以致屡屡失去战机，竟然主客颠倒，让远道而来的清军水师安营扎寨休整，随后从容发起进攻。7月16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是双方第二次大规模交战，也是最后的决战，刘国轩的台湾水师全军覆没。“二十二日巳刻，南风大发，南流涌起，遂下令扬帆联进。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无不一当百。又有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大小海舟二百余艘烧毁殆尽。国轩见势蹙难支，遂乘小舟从北门孔道逸去，而全军覆没矣。是役也，惟前锋林贤、朱天贵二船初入湾澳，天贵倏中炮而死，林贤被伤两箭，余军皆无恙。”[17]从双方损失来看，郑军水师的战斗力已十分衰弱，全然已非当年郑成功的精锐之师。澎湖决战后半月，台湾郑氏政权派出郑平英、林维荣等使臣前往澎湖施琅军前递送降表。

       此战康熙皇帝起用郑氏旧将旧部，大力建造战船，精炼水师，可见清廷在同郑氏海上割据势力较量20多年后终于明白，只有建立强大水师，消灭对方水师，才能解决问题。澎湖之战决定台湾郑氏命运再次表明：制海权决定台湾政治归属，大陆国力再强，若不掌握台海制海权，那也是无能为力的。今天外部势力对国家统一的干预归结到军事方面，也就是一个制海权的问题。正因为一旦外部势力武力于涉，制海权不在我们手里，导致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无法完成统一。

结  论     

       纵观郑成功前后的军事战略行动，明显有两个部分组成，原想乘清军南下，立足未稳，北上逐鹿中原，以企联络各方反清势力，恢复明朝正朔。所以有全力以赴北伐之举。南京城下溃败后，郑成功知道与清廷在大陆上抗衡已难以为继，为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向海上撤退，占领台湾是其生死存亡之关键。占据台湾军事上可远避大陆清军锋芒，处于“先为不可胜”的有利态势；经济上可开展海外贸易并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其地方政权日常开支和部队军饷所需有了可靠保障；政治上有了“抗清复明”伺机而动的安全基地。政治和经济的企图都是以制海权的绝对控制为前提的。所以若从动机和当时客观形势而言，郑成功收复台湾主要目的是摆脱军事危机和生存危机，并且以台湾为枢纽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体系，获得经济来源以支撑其军事力量，进而争取海权的优势来削弱清军的陆权优势，以保障自身的安全[18]，同时静观待变。当施琅率清军水师全歼郑氏水师后，郑氏集团彻底丧失了制海权，“延平条陈”战略中经济与军事互动的基础被铲除了，郑氏政权赖以生存的军事和经济的双重保障已不复存在。                                                             (倪乐雄：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注释:

    [1][清]孙尔准、陈用光等修，陈寿祺、程祖洛、吴孝铭等续修：《重纂福建通志•杂录》。

    [2][清]《厦门志•卷十六•纪兵》。

    [3][清]郁永河：《伪郑氏逸事》，申报馆丛书本。

    [4][清]江日异：《台湾外纪》卷之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5]郑氏海上集团在大陆上管辖区内虽然也依赖农业社会的田赋杂税，但其立足的根本在于“以商养军”，郑芝龙曾给隆武帝上疏称：“海寇猝至。今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偏征不可。”(见[清]夏琳撰，《闽海纪要》卷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郑成功答复郑芝龙信函日“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见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6]倪乐雄：《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看郑氏水师》，《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7][清]夏琳：《闽海纪要》卷之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8]《陈应泰揭贴》，顺治十六年一月二十日，档案。

    [9][清]夏琳：《闽海纪要》卷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10]甘辉前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功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藩谕之日：‘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以故缓攻’”(见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l0页)。

    [11]施琅对李光地评述郑成功北伐曰：“彼时打天下之大将尚有。兵家用所长，不用所短。海寇之陆战，其所短者。计所有不过万人，能以不习陆战之万人而敌精于陆战之数十万乎?”(见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一)。

    [12]“水师用兵，必论其事势。此番虏船过海，由水登岸，我师所致力者，全赖水师。”(见杨英著、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13][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14][清]阮曼锡：《海上见闻录》，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据荷兰方面记载：“荷兰支援舰队于七月五日离开巴达维亚，八月十二日驶抵大员湾，九月十六日会合城堡守军向郑军船队发动攻击。郑军奋勇抗战，仅仅一个小时，就用火船烧毁了荷舰克登霍夫——(Kur—tenhofen)号，用密集炮火打碎了科克伦(Kaukerlen)号，另外还俘获了搁浅的荷舰两艘和小艇三艘。”(见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第257～258页)。

    [15][清]江日昇撰：《台湾外纪》卷之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

    [16]“二十六年春正月，统领颜望忠、杨祥请伐吕宋，以为外府。侍卫冯锡范以为不可，日：‘吕宋既已入贡，修好往来，今若伐之，有三失焉：师出无名，远人携贰，一也；残扰地方，得之无用，二也；戍兵策应，鞭长莫及，三也。且自频年以来，岁幸丰稔，民乐其业，岂可复兴无益之兵。’议遂止。”(见连横：《台湾通史》卷十四《外交志•吕宋经略》)

    [17][清]彭孙贻：《靖海志》。

    [18]有人认为郑成功占据台湾是为了建立和扩大抗清根据地。泛泛而论，这种说法自然不会错，但却不能回答为何不在陆上坚守和扩大抗清基地，而非要到海上来占据台湾?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为获得军事上的海权优势，确保自身安全。(见张宗洽、潘文贵：《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