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与闽南文化过台湾

泉州师院校副院长 林华东 泉州师院图书馆馆长 苏黎明

闽南文化是历史上闽南人创造的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随着中原汉民南迁传播到闽南大地后，吸收了古老的闽越文化和外来文化而逐渐形成的。闽南文化内容极为丰富，色彩异常斑斓，不仅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而且伴随着历史上闽南人成批外迁而辐射到他乡异域。明代中叶以后的台湾，逐渐取代原住民文化而占居主导地位的汉族移民文化这个大文化圈中，包含的几种色彩有异的地方文化圈，闽南文化就是最有代表性之一。闽南文化成为台湾汉族移民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随着明代中叶以后大批闽南人移居台湾而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挥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1624-1662年），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某种文化的异地传播，途径固然有多种多样，然而在传媒不发达的古代，人口迁徙乃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对于4百年多前尚未得到开发且孤悬于东海上的台湾岛来说，移民更是几乎成了惟一的传播途径。祖国大陆人民向台湾移民，从现有文字记载看，唐代就己经开始了，不过，直至元代，人数仍然不多。明代，大陆人民移居台湾者日渐增多。这些移民，绝大多数为闽南人，使闽南文化亦随之被带入台湾。然而，明末以前，闽南人徙居台湾者毕竟数量有限，闽南文化在台湾的影响亦不是很大。荷兰殖民者窃据台湾时期，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渡台闽南人继续增多，然而荷兰殖民者压制汉文化传播，使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受到严重抑制，基本上仍然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情况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郑成功收复台湾，按20多年后施琅在《尽陈所见疏》中所载，郑成功及随后其子郑经带往台湾的军队士兵及其眷属大约3万人左右。台湾收复后，又陆续有3万左右的大陆沿海人民，因遭清政府迁界破家失地无以为生而偷渡入台开垦。据《台湾省通志》载，明郑政权在台湾存在的20多年间，台湾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到10余万人，比起荷据时期增加了大约2倍，而且己经超过了原住民的人数。⑴这些渡台的兵民，大多数亦是来自闽南泉州、漳州地区。这些人从小生活于闽南地区，长期深受闽南文化的浸染，对于闽南文化早己具有高度的认同感。祖地的这种文化背景，不能不在他们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不能不对他们日后的生活发生重大的影响。当他们离开闽南祖地，前往台湾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时，这些从祖地带去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因此烟消云散，依然要相伴相随，并由于某些外部因素的剌激而继续得到不断强化，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影响甚至左右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成为闽南文化在台湾传播的主力军。就郑成功本人而言，身上同样有着闽南文化的深刻烙印。郑成功是泉州南安人，虽然出生于日本，可是自从7岁回到家乡泉州后，毕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和战斗在闽南，闽南文化底蕴可谓极为丰厚。收复台湾这个壮举，本身亦体现出闽南文化的鲜明气质与典型性格：尚义轻生，恩怨分明；百折不挠，勇于开拓；眼界开阔，精明务实。收复台湾后，早已高度认同的闽南文化，不仅不会抛弃，反而由于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的种种需要，对它展现出更为热情的态度，积极鼓励和推动它在台湾的传播。虽然，郑成功复台不久后即病逝，然而，承袭其位的儿子郑经，继承父亲遗志，使闽南文化在台湾依然以不可阻挡的步伐继续传播。

正是郑成功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推动作用，从明郑时期开始，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闽南方言、闽南民俗、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戏曲艺术、闽南家族文化等闽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台湾或者开始传播，或者更为广泛传播，影响亦随之迅速扩大，并由此奠定了闽南文化在台湾汉族移民大文化圈中的主导地位。

闽南方言：奠定在台湾的通行语言地位。闽南方言又称为闽南话，是中原汉民大批进入闽南后带入中原汉语并融合闽南土著语言的若干成分而逐渐形成的，是闽南地区的通行语言。闽南方言既是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闽南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亦可从中窥见闽南文化的特殊风采。随着闽南人向台湾的迁徙，闽南话亦被带到台湾。荷据时期，随着移居台湾的闽南人的增多，闽南话己成为台湾的常用语言，与荷兰殖民者力图推行的荷兰语相互并存。明郑政权时期，闽南人在台湾居民中渐居多数，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使闽南话在台湾的传播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更为广泛的受众，在各种汉语方言中流行最为广泛，使用人数最多。连横先生的《台湾语典》称：“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按连横先生所言，甚至台湾之名称，亦是出自于明代漳、泉人之口，乃当时漳、泉人用闽南话对台湾的称呼。“台湾原名埋冤，为漳泉人所号，明代漳泉人入台者，每为天气所虐，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以‘埋冤’名之，志惨也。其后以埋冤为不祥，乃改今名。是亦有说。”⑵闽南话成为台湾汉族移民通行语言的地位，正是奠定于明郑政权时期，并从此一直保持下来，迨至今日。今日台湾汉族的通行语言，所谓的“台湾话”或称“台语”，毫无疑义，正是闽南话的变称。闽南话在台湾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亦为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闽南民俗：全面风行台湾。闽南民俗，内容繁多，亦很能体现闽南文化的地方特色。随着闽南人陆续渡台，闽南民俗亦被带往台湾。江日升《台湾外记》载，郑成功复台前夕，何斌逃离台湾投奔尚在厦门的郑成功，乃是在“元夕”之夜，当时台南热兰遮城一带，十分热闹，“大张花灯、烟火、竹马、戏彩、歌妓，穷极奇巧”。⑶这种节日景观与闽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荷据时期，闽南不少习俗在台湾同样受到压制。郑成功复台后，渡台闽南人数量激增，尤其粉碎了荷兰殖民者强加的精神枷锁，恢复了原来的民族风俗习惯，闽南民间各种习俗，包括人生礼俗、婚丧喜庆、年节习俗、民间禁忌等，开始全面风行于台湾，从名称、形式以至内容，基本上如出一辙。诸如，年节习俗。蒋毓英于明郑政权刚覆灭不久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所修的第一部《台湾府志》，所载的“岁时风俗”，颇能说明这一点。“元日早起，少长咸集，礼神祭先祖羹饭后，诣所亲友朋友故旧贺岁，主人出辛盘相款洽，俗谓之贺正。”“元夕放灯，庵祠庙院及所居门首，各悬绳索竹竿，挂红纸灯笼一盏，有善歌吹者数辈为耦，制灯如飞盖状，或丝或竹或肉以次杂奏，谓之闹伞，更有装束道巫仙佛及昭君龙马之属，向人家歌舞作庆，谓之闹元宵。”“三月清明，人家无论男妇老幼，谒拜坟墓，舆步壶浆，络绎郊原，祭毕，藉草衔杯递为劝酬，薄暮乃还，俗谓之上坟。”“四月八日，各院僧于阅月前沿门索施作龙华会，俗谓之洗佛。”“中元，人家各祀所出，以楮作钱银绮锦焚之，又为画衣裳杂服，上书菩萨经文，名为经衣，延僧登坛说法，撒物食羹饭，俗谓普施盂兰盆会。”“十二月二十四日，俗传百神将以是夕上天，各备蔬馔盂陬四日，具仪楮迎之。岁除之日，亲友各以牲羞相饷，谓之馈岁。是夕，各门外爆竹声传，谓之辞岁。设酒肴，一家老少合坐而食，谓之圆炉，盖终岁之劳，一夕之欢。皆系内地人民流寓到台，则与内地相仿佛云。”⑷而且，自此之后，闽南各种习俗在台湾亦渐成传统，长期沿袭下来。所以，稍后11年，亦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高拱乾所修的《台湾府志》“风土志”亦称：“凡此岁时所载，多漳、泉之人流寓于台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云”。⑸

闽南民间信仰：诸神大举登陆台湾。闽南宗教文化历来发达，泉州更有“宗教博物馆”之称，且民间信仰的俗神异常之多，举世罕见。渡台的闽南人，为了寻求生存保障的精神寄托，自然总是不忘携带家乡神灵随行。郑芝龙据台时，台湾己有几种闽南神祗落户。荷据时期，闽南移民亦在台南建了几座庙宇。然而，倘若与明郑时期相比，此前的一切就相形见绌了。郑成功抗清斗争，争取佛教支持，亦崇信闽南俗神，攻台之时，还奉祀妈祖、保生大帝等为大军护航。因此，明郑推崇佛教，郑经于承天府治台南大东门内建弥陀寺，泉州同安人陈永华于嘉义赤山堡龙湖潭边建龙湖岩寺，台湾佛教由此渐兴。与此同时，闽南的各种俗神更是纷纷入台，并相应建起各式神庙。据蒋毓英所修的《台湾府志》载，台湾当时己有宫庙32座，主要分布于台南、凤山、诸罗。这其中，就有供奉保生大帝吴真人的慈济宫5座，1座位于承天府治台南西定坊，1座位于承天府治台南镇北坊，1座位于凤山县治安平镇，1座位于凤山县土堑埕保，1座位于澎湖；供奉关帝大爷的关帝庙亦有5座，2座位于承天府治台南镇北坊，2座位于澎湖，1座位于凤山县土堑埕保；供奉妈祖的天妃宫亦有3座，1座位于承天府治台南镇北坊赤嵌城南，1座位于凤山县治安平镇渡口，1座位于澎湖东西卫澳；供奉北极大帝的上帝庙1座，位于承天府治台南东安坊，内有明宁靖王朱术桂楷书匾额“威显赫奕”4字；供奉沙陶王子的沙陶宫1座，位于承天府治台南西定坊，“神之出处莫考”；供奉三大王的三王庙1座，位于承天府治台南东安坊，据称所祀之神乃代天巡狩之神，威灵显赫，内有明宁靖王朱术桂行书匾“代天府”3字；供奉某大人的大人庙1座，位于台湾县保大里，其神聪明正直，亦是代天巡狩之神；供奉某王公的王公庙1座，位于台湾县长兴里；供奉三太子的昆沙宫1座，位于凤山县土堑埕保，有明宁靖王朱术桂手书“昆沙宫”3字匾额；供奉水仙的水仙宫1座，位于凤山县治安平镇；供奉某太子的太子庙1座，位于澎湖；供奉某将军的将军庙1座，位于澎湖。⑹最为典型者，莫如供奉保生大帝的台湾慈济宫开基祖庙台南镇北坊慈济宫，供奉妈祖的台南镇北坊天妃宫，供奉关帝的台南镇北坊关帝庙等。这些神庙，绝大多数为闽南渡台移民所建，绝大多数建于明郑政权时期。明郑政权在台20余年，闽南移民兴建如此之多的宫庙，在台湾历史上实属空前，也表明由闽南移民带到台湾的至今仍为台湾民众所信奉的众多神灵，这时期基本上己经到位了。

闽南戏曲：纷纷跟进台湾。闽南人“好戏”，历史悠久，且弥久不衰，因此，民间戏曲艺术丰富多彩，争奇斗艳，成为南派戏剧的重要基地，且很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声名远播。传统戏种很多，主要有优雅柔婉的梨园戏，粗犷诙谐的高甲戏，妙趣横生的提线木偶戏，小巧玲珑而惟妙惟肖的布袋木偶戏，全国惟一的宗教剧种武功高超的法事打城戏，还有且歌且戏的歌仔戏等。至于音乐，则有婉转缠绵令人回肠荡气的南音，享有“御前清曲”之美誉。传统是无形的，可威力也是巨大的。渡台的闽南人，在闽南早己深受浸染，当他们背井离乡到了台湾之后，社会文化生活贫乏，实在没多少可消遣的东西，自然忘不了祖家的这些戏曲。何况，闽南老家的戏曲，并不仅仅只有娱人功能，它同时还兼有娱神的重要功能。这对于渡台的移民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当他们把祖家的各种神祗带入台湾之后，带入祖家的戏曲自然更是不可缺少的了。荷据时期，身为荷兰通事的泉州人何斌，就曾从闽南请戏班赴台，在家里演出，并“请王与酋长卜夜欢饮”，即邀请荷兰殖民当局头子揆一及当地部落酋长前来观赏。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闽南戏曲亦开始纷纷跟进台湾。闽南最古老剧种之一梨园戏，就是随郑成功渡台的沈光文，招聘泉州梨园戏班赴台演出，从此根植台湾，成为台湾最早流行的剧种之一。梨园戏以南音为曲调，随着梨园戏入台，南音也开始传入台湾。连横《台湾通史》载：“台湾之剧……七子班，则古梨园之制，唱词道白，皆用泉音。而所演者，则男女之悲欢离合也。⑺又曰：“台湾之人，来自闽粤，风俗既殊，歌谣亦异。闽曰南词，泉人尚之；粤曰粤讴，以其近山，亦曰山歌。南词之曲，文情相生，和以丝竹，其声悠扬，如泣如诉，听之使人意消。”⑻台湾的歌仔戏，亦是随郑成功入台的漳州人把漳州锦歌带到台湾，逐渐演变发展而成。台湾各种戏剧，大多是郑成功复台后由闽南人传入。蒋毓英《台湾府志》载：“二月二日或十六日，各街社里逐户敛钱，宰牲演戏，赛当境土神，名曰合福。”⑼“合福”，正是闽南的传统。它表明，明郑时期，台湾的闽南人社区不仅演戏己颇为盛行，每逢盛大节日，往往请来戏班，热闹一场，而且，亦同闽南老家一样与酬神紧密结合起来了，各种较大规模的祭祀，大摆祭物的同时，往往要辅之以演戏。这种风气，从此一直延续下来。稍后高拱乾续修的《台湾府志》，亦称台湾汉人“好戏剧。”连横的《台湾通史》则说：“台湾演剧，多以赛神。坊里之间，醵资本奏。村桥野店，日夜喧阗。男女聚观，履舄交错，颇有欢虞之象。”⑽

闽南家族文化：加速在台湾的传播。闽南曾是福建乃至中国家族制度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色彩斑斓的家族文化，同样随着渡台闽南人传播到台湾。不过，郑成功复台前，闽南家族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主要体现在浓厚的家族观念及家庭祭祖、扫墓等某些行为，而作为最重要构成部分的家族组织与制度，以及各种有组织的家族活动，由于诸多原因无不受到极大限制。郑成功复台后，各个家族渡台族人的大量增加，渐渐趋于普遍化的定居生活，人口的迅速繁衍，以及获取生存资源的现实需要，为家族文化的传播创造了重要条件，闽南家族文化在台湾复生与蔓延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渡台的闽南家族宗亲，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逐渐形成新的家族支派，聚族而居，沿用祖地家族的郡望和堂号，作为家族支派的特殊标识，滋生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和相互之间的认同，如颖川衍派，江夏衍派、西河衍派、陇西衍派、琅琊衍派、紫云黄氏、儒林张氏、安平颜氏、种德堂王氏、敦本堂李氏等。与此同时，沿袭祖家的辈份制度。南安石井溪东李氏家族，据《石井双溪李氏族谱》载，当年，十一世的“启”字辈，不少宗亲随郑成功入台，子孙分布在台南、高雄、嘉义等地，形成多个新的家族聚落，均仍使用祖家辈序辈字。石狮灵秀洋坑村钞坑蔡氏家族，据《钞坑蔡氏三公家谱》载，当年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宗亲，部分定居于台北，繁衍成族，建立小洋坑村，亦沿袭祖家辈序辈字。渡台的闽南家族宗亲，把祖先神主带到台湾，依照祖地家族传统，举行祭祖活动，既有家祭，亦有墓祭。蒋毓英《台湾府志》所载清明扫墓表明，明郑时期台湾扫墓己蔚然成风。作为家族组织重要标志的祠堂和族谱，也开始出现了。陈永华家族在台南所建的“颖川陈氏家庙”，就是建于明郑时期，乃是台湾最早的宗祠。龙海浮宫霞寮陈氏家族的陈泽，乃郑成功的大将，携夫人郭氏及胞弟陈丑、陈亥、陈拱随郑成功入台，繁衍子孙，形成新的家族支派，并在台南建立家庙“德聚堂”。惠安沙格王氏家族的王忠孝，乃大明王朝的重要遗臣，据沙格《王氏宗谱》载，清康熙三年（1664年）追随郑成功入台，落籍凤山蟹谷后，修纂《蟹谷王氏家谱·林孺人塘志》。总之，家族组织开始逐渐形成，各种家族活动也在逐步展开。

郑成功为闽南文化过台湾开辟的广阔道路，影响非常深远，既为台湾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丰富内容与亮丽色彩，且大大加深了渡台闽南人及后裔与闽南祖地的关系，成为联结他们同祖地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一条无形的却永远无法割断的坚韧纽带。

注释：

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卷2《人民志.人口篇》，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2年，第51页。

⑵ 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⑶江日升：《台湾外志》卷11，齐鲁书社2004年，第160页。

⑷蒋毓英：《台湾府志》卷6《岁时》，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111页。

⑸高拱乾：《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877页。

⑹蒋毓英：《台湾府志》卷6《庙宇》，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126页。

⑺⑽连横：《台湾通史》卷23《风俗志.演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⑻连横：《台湾通史》卷23《风俗志.歌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⑼蒋毓英：《台湾府志》卷5《风俗》，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