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抒己见
郑成功复台再研究
作者：dreamspring
本文标题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个判断：即认可郑成功武装进占台湾的行为是在该岛合法地重新行使中国的主权。毫无疑问，这是郑成功一生中给后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行动，其“民族英雄”称号也是因驱逐荷兰人而言——然而他同时代人的看法却与此大相径庭。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如何成功地重塑了历史叙述。
收复台湾：历史的细部
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军在金门料罗湾誓师，冒着台湾海峡春季的暴风雨东征，决定从荷兰殖民军手中夺取台湾。这一决定无论现在被形容得如何伟大，都未能掩饰一个事实：郑成功攻台计划实际上是一次被逼无奈的作战。
郑氏与荷兰远东舰队因贸易及海权的激烈争夺，自郑芝龙时代起就有积怨。自1647年郑成功起兵时起，在台荷兰人中就不断流传着他打算进攻台湾的消息，并在此后不断加固防守。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假如1659春夏郑成功攻占南京的长江之役成功，那么台湾仍不会进入他的视野；然而结果却是郑军惨败，退守厦门，据守台湾的荷兰人中“当时已经没有人对国姓爷决定入侵福摩萨表示怀疑了”[1]。因为败退的郑成功发现自己的处境接近于无基地作战，而且一举击破满清的速胜希望已被现实粉碎，要与大陆势力作持久战，就必须经营起一个能长期与满清作对峙的基地。和英国一样，他此刻也意识到，海洋势力想成为大陆国家就一定会失败。
然而在郑军大部分将领看来，台湾却并不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基地，那不过是个荒凉的海外孤岛，尤其可怕的是疫疾流行。郑成功的决定激发起相当大的不满，出征前将士多不愿行，“时众俱不敢违，然颇有难色”[2]。郑成功以动摇军心之罪斩杀抗议最激烈的部将吴豪，才强制全军东征[3]，但以郑氏日常治军之严厉，此类普遍的异议本身就说明当时将士的士气。在进取台湾后，郑军水土不服，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而郑成功仍以严厉的强制手段震慑，“用法严峻，果于诛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4]。攻占台湾前后，郑军士气始终低落，并酿成大批叛逃事件。
在出征前，郑成功曾解释他进占台湾的目的是以为根基，“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
郑军分前后两程东征，共19镇1.61万名将士，而荷兰在整个过程中参战士兵约1900名。郑军虽以优势兵力围攻，却远无之前预想的那么顺利，后来竟转为长期围攻，九个月后荷兰台湾总督才正式投降，当时郑军也已相当疲惫。留守厦门、金门的郑军对进占台湾的行动可想仍持相当的疑虑。甚至直到攻下台湾，郑成功严令各将迁移家眷来台，仍遭郑泰等人抗命，且在长期围攻台湾期间，不发一船粮草至台湾；此刻开垦不多，又未收获，缺粮之余又疾疫流行，军心惶惶，是为极艰难时刻。而且因为何廷斌早先夸耀台湾富庶，“数日到台湾，粮米不竭”，所以将士多不带行粮，结果粮食成为当时一个极大问题。
1662年2月9日，荷兰台湾守军正式投降，郑成功在四个月后即以39岁的壮龄病逝，起因是染上了台湾当地的疫疾。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内，据说他一贯的暴烈性情更加剧烈。这位英雄在临终前，遭受了自己性格的极大折磨，他的处境不客气地说，接近于众叛亲离：攻占的台湾远比预料的贫瘠，荷兰人的抵抗也比想象的激烈；金门/厦门根据地的部将和儿子公开抗命（以前很少人敢这样）；追随他入台的将士及家眷不过两三万人，多有病死，且必须以最严厉的惩戒手段才能压制住他们动摇的人心。可以设想，当时他的部下对他的看法，主要是一个
时人的看法
郑成功复台之举，现在已成渲染为一个光辉英勇的行动，然而在当时反清复明者心中，引发的却是普遍的失望。钱谦益得知郑氏入台，对复明事业自此心灰意冷[5]。曾与郑氏协同作战的张煌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认为郑氏此举是效虬髯客走海外扶余为王，箕子去朝鲜开基立业，改变斗争方向，“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6]，他以“避秦”为喻，质疑郑成功对明室的忠心[7]。1661年郑成功进占台湾时，强令全军迁台，遭张煌言竭力反对，派参军罗子木赶往澎湖劝阻，指斥郑“不智不忠”。
现代一些论史者以为张氏举止是“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吴豪等部将的劝阻也是属“胸无大志”，这是典型的以现时观念错误。一言以蔽之，我们今视复台之举为进取，而当时人则无不视为退缩战略——向海外岛屿的流亡，表示着对争夺中原绝望后的撤退；因此，他们均引避秦、田横、虬髯客等典故为喻。在张煌言看来，郑成功复台意味着他已无心救亡，他的见解也因此得到普遍的赞成，鲁王等人都拒绝去台湾。不要忘记，1930年代，当时中共领导人也一直期望在中心城市革命，而将远去西南/西北建立根据地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退缩、逃跑行为。
郑成功在进占台湾前，已抗击清军14年，长江之役的大败无疑也会削弱他的意志力，因此他的战略转向在海外重建华夏正统[8]。在其复台诗中，他也以田横自喻，并暗中抱怨部将的抗命[9]。黄宗羲引时人议论，多对郑成功复台之举不以为然，即使他本人赞赏，也是以故国衣冠尚留海外孤忠为判断的，由此可见当时这是多么普遍的看法。张学良晚年曾有诗赞郑成功：“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是典型的现代观点，郑成功同时代的人恰恰认为他的主要丰功在于尊明朔，至于台湾本身，不值一提。
黄宗羲也说到：“台湾者，海中荒岛也。城中红夷不过千余人，他皆郑氏所迁之民也。”现在的论述也都认为台湾一贯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648 年岛上汉人仅2万人，其中8千在灾荒过后又回到了大陆。汉人在岛上基本属开荒、海盗性质，从未在岛上行使主权，如果单纯以现代主权观念来衡量，荷兰人还比郑成功更具合法性。
郑成功对荷军下战书时所称的理由为台湾是其故土，这一理由可以说是他将自己行为合法化的一个辩解。如果以汉人曾移民到某地来提出领土要求，无疑他可以向南洋列岛的 “无主岛屿”都提出这一主张。如菲律宾汉人数量当时还多于台湾，仅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就在马尼拉屠杀两万中国人，1639及1662又两次屠杀华人，而西班牙当时守军还不比台湾的荷兰人强大。事实上，郑成功在复台后不久就向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提出领土要求，使西班牙人对这个“远东的阿提拉”大为紧张。假如郑成功未病亡，虽然短期内受阻于将士士气低落，但可想他会坚持中国对吕宋岛的领土主权。
郑氏入台，也使满清方面大为宽心，无疑，清廷也将此视为郑氏海上势力退潮的信号。在此之后一段时间，清廷不复视之为大敌，而专力平息大陆局势，劝养民力，转先解决三藩，在三藩都败亡之后，才趁胜于1683年灭郑氏台湾。从郑氏降清的重要将领清单来看，郑成功攻台后反而一度颇为密集[11]。在东征台湾时，即有两镇将士叛降清军。
当时各方对复台的意见可以简述如下：
郑成功： 征服以为根据地，但未料想到如此荒凉且多疫病；
郑军将士： 多不愿行，人心动摇，或不得已前往，或抗命，或叛逃；
反清复明者，极失望，认为复台是郑氏绝望于收复中原的表现，将行避世于海外。
清廷：郑氏不再成为沿海的重大威胁，可先行孤立，平定中原后再取不迟。荷兰人： 郑氏此举是对荷兰利益的沉重打击，应持续与之对抗。
平心而论，郑成功东征台湾并非一个完全理性的决定，实带有“被逼出走”的色彩；而且当事人并未意识到进占台湾的“历史意义”——就像哥伦布至死都认为发现的是中国，主观上也未意识到发现新大陆的意义一样。很多时候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历史往往就是由一些非理性的人所推动的。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郑成功如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其“收复台湾”之举也被写入教科书，反复向世代灌输。他本人临死前，还为进占台湾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感到沮丧暴怒，然而恐怕他自己也未料想到，“收复台湾”竟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记忆的事业。相比起来，同样坚定抗清的李定国、张煌言等，知名度恐怕还不及他的十分之一。
抗清诸人所受后人待遇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现实意义。虽然中国人一贯称“不以成败论英雄”，实际却相反，我们向来是以结果来推断历史事件的意义的。正如长征之后假如中共失败，那么“长征精神”的意义也将截然不同。而由于结果在不断发展中，所以每个时代对历史的书写也就出现截然不同的意味。
1699年郑成功迁葬故里，康熙帝赐了一副著名的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此联全在叙述郑氏忠烈，至于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根本连提都没提——里面说的“两岛屯师”，指的是厦门、金门两岛，而非比厦门大274倍的台湾岛。实际上，清廷当时之决定击破台湾，并非因为那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不能容忍视野之内有反清的力量残存，给潜在的大陆反清者以最后一击。只要扑灭这一希望，占领土地反倒是次要的——所以1683年清取台湾后才有弃占之争。可以设想，假如郑氏延续郑成功遗志攻下吕宋岛，那么清军也将尾随予以攻占——今天菲律宾也就成为中国领土了。
康熙帝不重视郑成功驱逐荷兰人的“民族英雄”形象并不奇怪，因为当时中国并非民族国家。不但如此，事实上清朝还一度勾结荷兰人共同进攻郑氏台湾。荷兰人在1661年郑成功东征前，就曾一度想主动攻击金门，以迫使郑氏放弃根据地，并取得清廷好感及贸易权。在丧失台湾后，他们仍存此意图，在此后数年与清廷关系大为进展，双方都利用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原则：
1663三月，荷兰船至福建求助攻台湾，并求贸易，许之；十月，清兵及荷兰船攻占厦门、金门，郑经走台湾
1664六月，清赐荷兰王缎匹、银两；十月，荷兰船至闽安，候助攻台湾
1667五月，荷兰王噶喽吧遣使奉献于清；十二月，荷兰入贡
郑氏台湾以贸易筹措军费，1670年郑经曾函告各地，请邻近各国通商，但惟独满清与荷兰除外。郑氏与荷兰人数代世仇，互相视为敌国，其敌对关系一直延续到郑氏台湾覆灭。现在也有人将清军勾结荷兰人攻打郑氏视为民族主义斗争，却不知晚明时明朝政府也曾一样利用荷兰人来攻打郑芝龙，不知这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该如何解释？汉族官府勾结外族来攻打汉族海商？
明清之际的剧变，异族入主，使汉族神经大受刺激，四百年后仍为当时情形争论不休。其中最典型的两难悖论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按照现在的官方史学，清入主前期是非正义的，基于民族主义汉族应反抗；而清统治稳固后，郑氏台湾拒不统一则在国家主义角度来看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此刻民族主义原则不再适用。通过将同一段历史斩截为二，这一历史论述艰难地完成了自圆其说。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本来在英语里是同一词，在汉语中却引起经久不息的激烈争吵。
在前几年的《康熙王朝》、《施琅大将军》等正剧中，都将抗拒与清廷统一的郑经塑造成不识时务、分裂国家的小丑。然而，清廷也曾向郑成功屡次开出劝降条件而反复遭拒，可以想象，郑成功如不是在1662年壮年早死，而是多活上21年到1683年（那样他也不过60岁），其对清态度会比郑经更为强硬，无疑会一样“拒绝统一”，如此不知后人将如何评价他？难道说他前半生抗清是英雄，后半生抗清则是罪人？这么说来他死得早倒是为现代的史学家减少了很多麻烦，省却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左右为难。
后人书写历史，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以论带史”乃至“以论代史”，尤其明清之际此类剧变时代，常被形容为摩尼教式二元对立的敌我斗争。郑成功抗清的旗帜便足以使他站在历史叙述中正义的一方，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正义之师”未必就没有黑暗。在潮汕，郑成功在攻破抗郑的武装据点汕头鸥汀堡后，屠杀民众数万人，当地居民极痛恨郑成功，发誓：“有鸥汀，无国姓”。同样的案例在江南也曾发生，以为当地居民看到“正义之师”就会欢欣鼓舞迎接，乃是僵化意识形态下的幼稚想象。真实的历史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民众的向背经常都不发生效力。
--------------------------------------------------------------------- [1]C.E.S.《被忽略的福摩萨》，转引自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
[2]杨英《先王实录》，又参《海上见闻录》、《台湾外纪》
[3]吴豪时为宣毅后镇将官，他曾去过台湾，认为当地“风土不可，水土多病”（这一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被郑成功以煽惑之罪处斩。直到出征时，军心仍不稳，“时官兵多以过洋为难，思逃者多，随委英兵镇陈瑞搜获捉解”（杨英《先王实录》）
[4]《海上见闻录》卷二
[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卷：“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时人尽知牧斋以为明室复兴，实已绝望。”
[6]张煌言：《张苍水集》第一编，《冰槎集》，《上延平王书》
[7]张煌言《得故人书至自台湾》：“寄语避秦岛上客，衣冠黄绮总堪疑”
[8]陈忱《后水浒传》及《碧血剑》等小说中也可见中国人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
[9]郑成功《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10]黄宗羲《赐姓始末》：“郑氏不出台湾，徒经营自为立国之计，张司马作诗诮之；即有贤郑氏者，亦不过跻之田横、徐巿之间。史臣曰：某以为不然！自缅甸蒙尘以后，中原之统绝矣；而郑氏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岛，称其正朔。”
[11]按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参杨英《先王实录》订正：
1651五月，郑氏部将施琅降清
1656二月，郑军揭阳之战失利，苏茂被处死；六月，郑氏部将黄梧、苏明、郑纯降清；同年，清军破永春帽顶寨，林兴珠降
1661三月，郑成功入台，清迁同安等县人民88万于内地；十月，清杀郑芝龙
1662二月，郑氏部将陈霸降清
1663五月，迁山东各岛民于内地；八月，郑氏部将郑缵绪降清；十月，郑氏部将何义等降清
1664七月，福建安辑投诚事务官奏自康熙元年至三年，共收降官3900余员，兵4.09万余名，归农官兵6.4万名，眷属人役6.3万口；以施琅为靖海将军，攻台湾
1665十月，郑氏部将朱英降清
1666七月，郑氏部将李顺降清
1670十月，郑氏部将林伯馨等降清
1671十月，郑氏部将何乔栋降清
1673三月，撤藩事起；十二月，禁民间养马
1675-1675郑经攻汀州、漳州等地；1676年十一月，攻福州，大败；十二月，取邵武，攻延平，大败；邵武随失；1677年正月，杰书奏连败郑经之兵，复汀州、兴化等十二城；二月，奏复泉州，郑经弃漳州走厦门，福建全归于清
1679三月，郑经部下弁兵1万余人降清；四月，郑氏部将郑奇烈降清；八月，福建招降兵民1.5万余人
1680二月，郑氏失海坛、平海屿等岛及海澄、厦门；福建沿海全归于清；四、五月，大败于潮州海面；六月，郑氏部将江机率4.4万弁兵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