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专论
郑成功：闽南文化孕育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闽南文化孕育的民族英雄
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许维勤
郑成功是闽南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生长于闽南显赫家族，接受的是闽南文化教育，又以整个闽南文化圈为一生活动的主要舞台，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蕴涵的闽南文化底蕴，无比丰厚。
一，生活于成熟状态的闽南文化环境
闽南文化是一种由汉族移民社会创造，农耕文化与海商文化相结合的地域文化系统。它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早期闽南汉族社会沿袭的仍然是以农为本的传统，直至唐朝以泱泱大国的姿态广纳朝贡，刺激起南中国蕃舶贸易的发展，闽南汉人才真正领略海上商业活动的魅力。闽国时期，地方政权大力鼓励本地商人参与海上贸易活动。到了宋元时期，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之下，闽南人的海洋经济活动空前活跃，成为补充农业资源不足的主渠道，此时闽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一些稳定的特征，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但由于时代局限和中国整体农业文明的强盛，海洋商业文化无论是辐射区间还是对主流文化的渗透能力都有限，这个地域文化还不成熟。一个重要的迹象就是，经济与文化两张皮的现象还相当明显，与泉州成为全省经济重镇的地位相反差，当时闽南地区的文化事业和科举能力在全省都只处于中下水平。
从15世纪开始，随着东西方新航路开辟，世界航海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有着深厚海洋文化传统的闽南人，表现出对这股新潮流“春江水暖鸭先知”般的敏感并立即引起积极回应，海上商业活动迅速复苏。16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明朝政府有限度地解除海禁，闽南海洋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闽南人掌握了上达宁波、定海，下趋广州、澳门的海上贸易控制权，由这些地方驶往日本和东南亚的航线畅通无阻，从而构成堪与欧洲和东洋海上势力相匹敌的力量。
海洋经济实力的强大，对于闽南本土，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社会意识，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而稳定的特征的地域文化，大约在17世纪上半叶达到了成熟的状态。成熟状态的闽南文化，表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的趋向。
一是商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介入，由此带来区域文化事业的勃兴。
明清闽南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商儒兼容，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士子业儒不顺往往下海从商，经商有成者则又往往热衷于促成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这就使闽南社会的文化建设得到商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从科举成绩来看，明朝前期，闽南地区的科举水平整体上还处于全省中等水平。明朝中叶以后，泉、漳发展迅速，很快超过建宁，漳州一度领先于泉州。嘉靖年间，泉州超过兴化，居于福州之后的第二位。隆庆以后，泉、漳二州双双超过福州，分别稳居全省第一、二位[1]。这一变化规律，恰好与闽南海商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相一致，说明闽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海商经济非常直接的配合，过去那种经济、文化两张皮的现象已得到根本改变。
与科举地位的跃升相同步，这一时期闽南学术文化在全省的地位也在上升。明代中后期，执福建理学牛耳者，大多数都是闽南人，如晋江蔡清、陈琛、同安林希元、惠安张岳、漳浦黄道周等，有人统计，明代泉州人的著作达1100部，其中研究易经的著作不下百部，以致当时有“天下言易者当推晋江”之说[2]。
与此同时，闽南社会主流文化也开始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观照海商这一往昔的末流领域，从而引起思想观念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其突出事例，莫过于李贽的“异端”思想。李贽思想的基础，是“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其实质，是对自然人性的肯定，也就是对商品经济的肯定。商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介入，使闽南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
二是海商势力对政治的介入，由此引起海商集团社会地位的变化。
明代海商起步于与官府禁令的对抗，它从一开始就带有亦商亦盗的性质，尤其是在早期，海商集团的海盗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还与明中叶的倭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主流社会所鄙弃，往往在与政治权力的对抗中遭到覆灭，如嘉靖、隆庆年间的王直、许二、李光头、曾一本集团等。到明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一些海商集团开始注意扭转自己的海盗形象，更多地追求和平的海上贸易，或以劫富济贫的行为来收拢人心；另一方面，他们开始积极架设通向政治权力的渠道。如天启初的李旦，就是个相对平和的商人。郑芝龙继承李旦的势力后，继续营造正面形象，“所过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遇诸生则馈以赆，遇贫民则给以钱，重偿以招接济，厚糈以弭间谍，使鬼神通，人人乐为之用。”[3]取得了闽南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对于官府，则尽量不去招惹，“不攻城邑，不杀官吏”，还“入海物奇珍”结纳各级达官贵人，千方百计争取官方的招抚。
这种变化意味着，海商经济的壮大到一定程度，正在逐步摆脱其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性，进一步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于体制外的非法运作。海商集团作为一种成规模的新的社会力量，要求介入政治，得到正式的承认和保障。同时，政治权力也已不能忽视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的存在，在无法扑灭的情况下，只好开启了接纳之门。郑芝龙受抚后，始终没有离开他的海上贸易事业。正是在他所取得的合法政治权力的名义下，他完成了对整个东南海域的统一，开创了闽南海商的辉煌时代。这一事实，说明了海商经济与主流政治的互动和海商集团社会地位的提高，郑芝龙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表。
事实上，这时的闽南海洋经济社会的实力，不但足以介入和影响主流政治，而且还表现出支起独立政权的倾向。郑氏集团受抚后的军饷以及整个统一海上军事行动的经费都是自给的，这种独立成事的体验后来一直影响着郑芝龙的政治取向。他拥戴南明抗清和最后投靠清朝，始终都是当“海上霸王”的意念起作用。也就是说，当时的闽南社会，充溢着一种张扬的活力。这种活力里，不但承袭了闽南传统的独立不羁、尚武任勇的民风，而且不乏西方殖民者舶来的近代式的冒险、进取精神。一种新的政治实体正在这股活力里孕育。
郑成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之中。
二，接受闽南特色的文化教育
郑成功出生在日本，到了该接受启蒙教育的年龄，便被接回故乡安平受教。
当时闽南教育环境非常好，天启、崇祯年间泉州府在每次科举考试中，平均能考取举人约40人，进士约14人[4]，均成倍高于全省其它地区。仅安平一地，据《安海志》统计，明代就有进士33人，武进士4人，举人79人，武举27人，贡生63人。明朝福建仍是全国科举强省，进士占总人口比例居全国第一，由此推见，明末泉州科举之盛况在全国也是罕有其匹的。科举的成功，既使整个地区倾心向学的风气极其浓厚，也使当地教育积累了极强的师资和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郑成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最优越的教育。
据记载，郑成功小时“甚聪敏”，“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楚楚章句，特余事耳。”[5]按明代童生教育，首重“四书五经”，最严格的训练是写作八股文，这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功。但郑成功于“五经”之中，独喜《春秋》，而且爱读课外的兵书，可见他从小就有落拓不羁的天性和远大的志向。这样一个学子是不可能完全受刻板的科举教育约束的。清人有一种记载，说郑成功在南安县学时，考试只属三等，其父为了夸耀，动用权势要将他定为高等，但被正直的考官抵制，最后定为二等。为了这条记载，不少人进行了考辩。有的人硬要把郑成功说成是“以优异成绩考取县学生员”，其实大可不必。少年意气的郑成功，习不惯八股文严格的规范，考试得不了高分，是一点都不奇怪的。黄宗羲在《郑成功传》里也说到，郑成功博览群书而“不治章句”，可见郑成功平时并不在意寻章觅句的枝节小事。据载，有一次，老师以“洒扫应对”命文，郑成功答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也。”其才思之敏捷，用意之新奇，令人吃惊。温睿临《南疆逸史》称，“（郑成功）十五补南安博士弟子员，为人英毅有大志，丰仪峻整，瞻视非常。”可见，制艺等第，是不足以衡量郑成功的才器的。少年郑成功身上，充满了闽南人桀骜不驯和开拓进取、勇为天下先的精神。
少年郑成功所感受的闽南文化，与他的启蒙老师曾其五有极大关系。郑成功15岁入县学之前，曾氏一直在郑家执教。其人若何？嘉庆《赤店乡土志·村贤卷》有记：曾其五，字福祥，明代晋江九都苏厝人。性端重敦笃，志节崭然，博学能文，善书法，气骨森竦严整。十六岁入府学，因家故，废举业，日耕夜读，涉猎经史诸子百家，苦中求乐。每有暇，趋安平与诸友切磋文学，谈吐奇瑰，识解不凡，当地名流皆乐与之交往。“治学精严，倡二朱化人，然亦兼习武略。”
这里面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曾其五不但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而且其学术渊源有自。所谓“二朱”，就是朱熹与他的父亲朱松。朱松任石井监税时，曾在当地办书院讲学，后来朱熹任同安主薄，又曾到石井书院倡学，闽南由此留下源远流长的朱子理学传统。当时闽北地区文化已趋于衰微，发扬光大朱子理学的任务主要是闽南人在承担，蔡清、陈琛、林希元、张岳等都是绍述朱学的正统，在闽南士绅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曾其五倡“二朱化人”，正是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曾其五是郑成功汲取儒家正学养分的重要媒介。年少学浅的郑成功当然尚无法涉足高深的学术，但理学厚重的学术传统给郑成功的人格滋养，和价值观潜移默化的作用，却是无时不在的。
第二，曾其五家遭变故后放弃举业而担起家庭重担，这是闽南读书人脚踏实地的典型形象。在闽南人看来，读书仕进仅是谋生手段之一，一旦出仕无望，或从商，或力耕，或游幕，或业塾，改寻出路毫无障碍，乡人不但不会耻笑他们，反而会认为这是明智之举，或勇担责任的表现。同时，放弃举业的读书人，其书生风骨也不轻易被生活重负所压垮，日耕之苦不改夜读之乐，无论现实多么艰难，永远志存高远，则又体现出闽南人奋发进取的韧性。在曾其五言传身教中，这种性格对郑成功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三，曾其五“兼习武略”，这是当时闽南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民间习武之风极盛，即使是一介书生，也乐于涉足武事。郑成功从小饱读兵书，与曾其五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当然，郑家本身就是以武发迹，武学造诣绝非泛泛，对子弟习武也尤为重视，在武术技击方面当有更高明的导师。郑成功有个叔父郑鸿逵，是崇祯十四年武进士，在此之前，基本上都在安平老家，督促郑成功读书练武。泉州是南少林武术发祥地，其拳脚短打刚猛敏捷，与闽南人勇于拚搏、重义轻生的性格相表里，威烈无比。郑成功后来总结了南拳的这些特点并加以发挥，组建藤牌兵用以对付清军骑兵，演练出一套新的战术，屡奏奇效。由此可见，闽南武学文化对郑成功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
郑成功从7岁回国，在闽南受教达15年。崇祯十七年（1644）他进入南京国子监时，已是个雄姿英发的21岁青年。据载，郑成功进入太学后，拜在著名学者钱谦益的门下，钱谦益对他期许颇深，为之取号“大木”，并曾就郑成功所作《游桃源涧》诗评曰：“声调清越，不杂俗氛，少年得此，诚天才也。”后来成为南明永历朝名臣的瞿式耜也评道：“桃源上首，曲折写来，如入画图，一结尤清绝；次首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可为吾师得人庆。”[6]显然，这位闽南文化的骄子，在学识和气度方面，已经显示出非同凡响的魅力。
郑成功在南京国子监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当时北京已经陷落，清军势逼江南，郑成功无心读书回到福建。不久，南京小朝廷覆亡，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是为隆武帝。郑成功随父觐见隆武帝，受赐国姓，封“忠孝伯”，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
三，郑成功的闽南文化气质
任何杰出人物，都不可能超脱于他所活动的时代和空间的环境，他的事业，乃至于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和地域的烙印。郑成功也同样如此。他生活在闽南历史上最富于生气的时代，接受的是闽南式的正统文化教育；从22岁被赐姓封爵到39岁病逝，在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创业里程中，又始终围着闽南文化圈这一特定的空间在转，这位民族英雄的闽南文化蕴涵，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不遑深论，仅就郑成功在建功立业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闽南文化气质作些简单举列。
一，
忠义相许，正气凛然
闽南人尚义轻生，恩怨分明，这种性格在郑成功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曾说：“我家本起草莽……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牒，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7]清军扫荡安平，母亲受辱而死，郑成功视为奇耻大辱，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可以说，国恨家仇是郑成功斗志的支点。他对父亲并不真心辅佐隆武帝非常不满，对隆武帝表示：“臣愿捐躯别图，以报陛下。此头此血，总之已许陛下矣。”[8]当南明大势已去，郑芝龙准备降清，在大是大非面前，郑成功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义无反顾抗争到底的决心。他宁愿与父亲决裂也不违背忠义原则，在多次回复父亲劝降的信中写道：“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惟有缟素而已。”[9]“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祠，投身虎口，事未可知。”[10]“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指起兵抗清）……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11]誓死抗战以报国恨家仇的决心始终都很坚定。郑成功对明朝的忠心是真诚的，当时也没有人因他是叛徒的儿子而怀疑过他。同时代的著名忠臣张煌言称赞他“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12]
秉大义而生正气，郑成功服膺《春秋》大义，闽南人尚义的特点，在他身上已升华为国家民族的大义。面对清军的进逼，他的“大义”表现为对明朝忠贞不贰的气节；面对外国侵略者，他的“大义”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在收复台湾时对荷兰殖民者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与他抗清的凛然正气是一以贯之的，与闽南人的道义原则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
百折不挠，勇于开拓
郑成功虽然贵为官家公子，但他的创业历程却是极其艰难的，其间经过许多大起大落的曲折，始终没有改变勇往直前的气概，凭着有限的阅历，竟能百折不挠，屡屡于万难中开拓出新局面，这里面富含闽南文化拼搏进取的精神。郑成功的事业至少有三次大的开拓。
第一是海上起兵。父降母丧，家破人亡，一条是随父降清以保富贵，一条是重起抗清艰难重重，两条路，郑成功选择的是后者。当时郑氏集团已经四分五裂，郑成功入海时，身边只有几十人。一个初出茅庐的书生，要重聚家族旧部，谈何容易？但是郑成功硬是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以果敢、坚毅的作风，树立起威信，将分散于海上的各支力量统一于自己的麾下，建立起金、厦抗清根据地。
第二是拓展贸易活动。金、厦地狭民贫，粮饷难措，若无可靠的经济基础，即使建立了武装也难以为继。面对这一问题，郑成功再一次表现出过人的开拓创新能力。他除了用他父亲的老办法向商船抽税外，“令兄泰造大舰”[13]以通洋，并成立海、陆10大商行，组织货物的采购和出口。他的商船在日本、台湾、吕宋和东南亚之间的广阔海域畅通无阻，利源滚滚，取得了充裕的经费，为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年间，他的军队扩展到10余万之众，拥有各种战舰3000余艘，威震东南。
第三是进军台湾。1658年郑成功率军北伐，在南京遭惨败，退回厦门。清军逼迫得很紧，而且对金、厦实行严密封锁，郑军陷入困境。出路在哪里？郑成功也曾一度苦恼，“念举义十有余年，越在草莽，未尝复尺寸土，金、厦仅二孤岛，安能久居？”[14]此时若是平庸之辈，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死守金、厦，直至被剿灭；二是投降，保住性命和富贵为时未晚。但郑成功决不甘于如此下场，而是竭力寻求新的开拓机遇。当他得到何斌来自台湾的情报，豁然开朗，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东征。当时他手下也有不少人反对或犹豫，但郑成功主意已决，纵有千难万险，都挡不住他的雄心壮志，终于绝处逢生，在困境中闯开一条新路，为中华民族立下收复台湾的千古奇勋。
郑成功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是闽南文化“爱拼才会赢”的最好注脚。
三，
崇源重本，恪守传统
郑成功指责父亲降清时有一话：“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祠”。这句话透露出郑成功价值观很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忠义观念；二是宗法传统观念。在郑成功看来，大明王朝才是按照儒家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正统王朝，郑家列祖列宗都是这个正统王朝的臣民，尤其是他被赐姓朱以后，郑家宗祠更是沾了正统皇家的光彩，而清朝是异族统治，是正统之外的势力，投降清朝不但是对正统王朝的背叛，而且是对列祖列宗的背叛。郑成功的这种观念，显然是受儒家正统教育的结果，在当时，产生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宗法观念的核心，是“根”的意识，是对“本”、“源”的重视，中国人特别爱国，实际上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郑成功抗清、收复台湾，始终恪守的是对“本”、“源”的忠诚。这个本，就是明朝，这个源，就是儒家文化。不论自己的实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他都要尊奉明室“正朔”，收复台湾后，孤悬海岛，仍然继续对永历帝称臣；他念念不忘故乡，“以热兰遮城为安平镇，改名王城，建桔木失门，志故土也”[15]；临死，他还“登台望海，乃冠带，请太祖训出，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折阅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哉！’”[16]。
对“根”的依恋，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珍视，是闽南文化的突出特点。在闽南骂人“忘本”，是一种很重的谴责。与郑成功同时代的闽南人洪承畴，就因不但叛明而且竭力为清朝效劳而被乡人骂为“背祖忘本”。据说洪承畴回到老家，连他的母亲都不让他进门，做一道“六离门”将他挡在门外，表示六亲皆要与之断绝关系，这个故事还被编成戏剧在民间广为传播，反映出闽南人的价值取向。有人说，郑成功对明朝是愚忠，殊不知，若无这种“愚忠”，也就不会有收复台湾的壮举。
四，
眼界开阔，精明务实
郑成功恪守传统道德，但他决不保守、封闭，这一点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截然不同。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它的触角四处延伸，以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世界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对此，郑成功当然也不可能有自觉的认识，但作为海商之家，他对世界市场变幻的感受，和对神秘的大海所蕴藏的经济资源价值的认识，却是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及的，尤其是他的才能足以让他把这种感受和认识上升到与当时国内政治、军事形式分析相结合，从而产生独到的战略观念：“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17]后来郑成功实施的一直都是这个战略。在这里，郑成功大胆地把整个政权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建立在发展海洋商业经济之上，与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军事思想有着重大区别。从当时世界潮流的眼光来看，这个战略是极富于近代精神的。
郑成功行事风格的近代意味，还可以举一件典型的事例来说明。在围攻台湾城堡前，郑成功曾向荷兰人许诺，只要交出土地，“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但在荷兰人顽抗九个月后再来求和时（当时荷兰人仍有战斗力），郑成功的口气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台湾《汉声》45期《郑成功和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后一战及换文缔和》一书刊载，永历
“当初我率领强大的军队来到此地时，只要从你们手中得到那城堡，并不要你们的财物。对此你们早就应该听从。后来我又给你们写了几封信，但你们都不愿意听。现在你们被围了九个月了，一切错误都是你们自己寻来的，还有什么话说。而我率大军来此九个月，花了非常多的生活费，攻打那碉堡时也用了很多的火药，还有其他更多的费用，难道我现在得到一个空城就会满意吗？你们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可以自己想想看。”
在这里，郑成功算起了战争的成本，这是中国人很少见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在对外争端中，只要能胜利，总愿意在钱财“小事”方面对外国人让出尽可能大的利益，以示“宽怀”，同时也表示重在争“义”而不在“利”的姿态。而郑成功的做法，却是义利兼顾，这里既体现出闽南人的精明务实，也含有近代战争的普遍原则：从战争中收回战争成本。事实上，西方殖民者一直是以这样的原则在东方进行冒险活动的，郑成功只不过在收复领土的正义战争中也运用了一次“游戏规则”而已，而且运用得很正当。当时郑成功不但在实力上堪在东方海域与西方势力周旋，而且在观念上也与一般颟顸无知的官员大不一样，从世界大势的角度而言，泱泱中华，当时能够与西方殖民者真正对得上话的，大概也只有这位“国姓爷”了。
郑成功的开阔眼界和务实精神，是当时开放状态的闽南海洋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标志着闽南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