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专论
鄭成功與中華閩南文化
鄭成功與中華閩南文化
台湾世新大学教授、博士 戚嘉林
鄭成功是自16世紀西方海上強權興起，中西接觸衝突，我國首次擊敗西方並收復台灣的英雄。故鄭成功不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也是當今兩岸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在台灣，民間對鄭成功更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視鄭成功為率領其先祖移民台灣的始祖，是台灣民眾的保護神。台灣社會不但流傳許多鄭成功的故事，甚至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尊崇鄭成功，將他神格化，尊其為“開臺聖王”，迄今全台灣供奉鄭成功的廟宇多達百座，具體表達台灣民眾對鄭成功開闢台灣的感懷與感恩。
鄭成功集閩南傳承與中華文化於一身 我國自古是一多民族多省籍組成的偉大國家，遼闊的疆域形成各地繽紛多姿的地方文化，惟在秦始皇一統天下後的書同文政策下，我國有了共同使用並流通的漢字。精緻優美古典並與時俱進的象形表意方塊漢字是中華文化的血緣基因，其符碼化的特性超越時空，建構了博大幽深宏偉的中華文化體系。就空間而言，漢字承載了地域性的巴蜀文化、江浙文化、嶺南文化或閩南文化等，傳承了全國性的歷史記憶，更形塑了數千年來中華帝國車書一統提封萬里的大一統意識。
閩南地方，位於我國東南沿海，負山抱海，自古地靈人傑。首任台灣府知府蔣毓英（錦州人）就讚揚“南閩之人，天資多有聰慧，機智多有明敏”，其所孕育的閩南文化，與我國各地地域文化同步源遠流長。因時空機緣關係，閩南文化成為17世紀我國東南海域（包括台灣）範圍流布廣泛，影響深遠的地域文化。閩南文化作為具有多元、開放、包容等特性的地域文化，鄭成功無疑是這一文化孕育出的傑出代表人物，同時也形成17世紀閩南文化擴張的鼎盛時期，這與鄭成功家族是密不可分的。
回溯源頭，鄭成功能成為閩南文化所孕育的傑出代表，不能不提及其父鄭芝龍。作為明鄭家族的開拓者，鄭芝龍少時赴香山澳（澳門）依親，信天主、習外語（曾擔任荷蘭司令官Reijersen的傳譯）、遠渡日本，投靠僑領李旦，以龍陽事之，深獲李旦信任，並於李旦去逝后承接其海上勢力。斯時（1627-1630年間），鄭芝龍以“頗禁淫殺，不攻城堡，不害敗將”，所到地方，但令報水（勒富民助餉謂之報水），甚至乘荒年恤貧之獨特作風，使其勢力急速擴張，旋接受朝廷招安，成為大明朝正式建制的軍官，復與荷人連結，獲得先進巨艦槍炮與軍火（鄭芝龍的船隻就有安裝16門、甚至36門大砲者），並率眾奮勇力戰，殲滅其他閩粵海盜集團，建立龐大海商勢力，鯨吞海上。
鄭芝龍於事業初始之際，亦不忘悉心裁培其子，而於鄭成功7歲時將其接返福建南安。鄭成功“有志讀書，聰敏不群，年十五補南安縣學廪生”，20歲入“南京國子監”，出類拔萃。1645年，鄭芝龍攜21歲的成功晉見隆武皇帝。隆武愛其才，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因賜國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附馬，佩招討大將軍印。
鄭成功是閩南人，其父將其自日本召返故鄉福建南安，閩南文化生活圈自然孕育鄭成功濃郁的閩南氣息。是時，鄭成功的年少教育階段，接受了傳統的中華儒家教育，國學程度極佳。數千年的王朝歷史典籍及其價值體系，使鄭成功內化認同中國大明朝的正統性，何況他又曾赴外省南京就學，后身受中央政府大明朝隆武皇帝的蓋世國恩，故鄭成功可說是集閩南傳承與中華文化於一身，是當時全國範圍政治菁英的明日新星。
海上強權海禁重挫在台荷人 17世紀初，鄭芝龍以其前述獨特作風，附者歸之如流水，海上作戰，更是身先士卒，與部將奮力齊擊敵對勢力，以其英風貫日豪氣凌雲之勢建立海上武裝霸權；鄭成功則受恩於隆武帝，后承接其父之武裝力量，高舉“反清復明”大旗，沿續明朝正統，最後東渡台灣，驅逐荷人，其所持者就是強大的武裝海商實力。
斯時，鄭氏家族為維持其龐大武裝力量之需，積極拓展海外貿易。鄭成功海商貿易的範圍涵蓋日本及東南亞諸地，例如1655年鄭成功就曾派出遣24艘船隻前往東南亞各地，其中前往巴達維亞（印尼雅加達）者7艘、東京（越南）2艘、暹羅（泰國）10艘、廣南4艘及馬尼拉1艘；1656-1657年間，航往日本長崎的47艘中國船隻中，全屬於國姓爺（鄭成功）或其同黨之船，其出港地分別為安海28艘、柬埔寨11艘、暹羅3艘、廣南2艘、大泥（馬來半島東北之北大年）2艘、東京1艘等；據內地學者楊彥杰（閩台緣博物館館長）的研究，1650-1660年間鄭成功海外貿易收入每年達250萬兩左右，約佔其軍事費用的62%。
1656年6月，鄭成功對台灣大員荷蘭當局實施海禁，禁止中國商船前往台灣大員（今台灣台南市）貿易，使兩岸貿易整整中斷一年，最後迫使荷方求和，充份體現明鄭海上勢力之強大；17世紀中葉，在中國是明清改朝換代的社會巨變，在歐洲則是大航海時代的歐洲勢力全球擴張，遠東海域形成東西兩大勢力的衝撞。在這波首次的衝撞中，面對荷蘭海上勢力的蠻橫無理，鄭成功的實力居然可以對荷蘭實施禁運，迫使海上強權荷人屈服，這在我國近世歷史上是第一次。
大軍東征驅逐在台荷人 1661年4月底，鄭成功率大軍東征。這次再度展現其海上強力實力，鄭成功動員約300艘船，一次運載官兵25,000人橫渡台灣海峽的龐大實力，最終得以驅逐在台灣的荷蘭勢力，收復台灣，成為當時中西歷史上的大事。這是中國自西方海權興起後，中國與西方海上交鋒中，唯一擊敗西方，且是擊敗當時自非洲、印度到南洋所向無敵的海上強權荷蘭，迫使荷蘭接受降約並收復失地的一次。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清朝學者魏源引以為傲云“明有鄭和騁兵舶於西洋，鄭成功奪紅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
鄭成功驅逐在台灣的荷蘭人，這對西方新興海上強權荷蘭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挫敗。當完好無損之熱蘭遮城堡投降的消息傳到巴達維亞與荷蘭本土時，荷蘭人憤恨不平的情緒到處蔓延。“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總管van Dam 憤怒地稱“台灣當局投降是對公司的背信棄義，使公司失去了如此富庶的地區，又蒙受極大之羞恥與侮辱”。此外也有人視失去台灣為重大的政治問題，擔心以前被視為戰無不勝的公司，在亞洲各地土王面前丟臉。
中國政府的治理台灣歷史意義 鄭成功東遷台灣的劃時代歷史意義，是我們中國第一次將政權入駐台灣，開啓台灣進入中國“國家治理”的新時代。在此之前，黃宗羲《賜姓始末》中雖記載崇禎年間，鄭芝龍“招饑民數萬人，人給銀
Oostindishe Compagnie, VOC）本質上是一家公司，為追求公司的商業利潤，該公司在台灣主要是從事海商殖民橫徵暴歛的經濟壓榨。
至於鄭成功則是率南明政權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官員東遷（六部相當於今天的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國防部、司法部、經濟部等部門，是屬於中央政府職能的行政部門）。鄭成功還在台灣設一府二縣（承天府、天興縣與萬年縣），這是中國政府的首次治理台灣；另一重要歷史意義，是政治上的大規模移民。鄭成功東遷台灣是大規模集體強制性政治移民，一次性移民25,000人，幾乎全部是閩南漢人，雖然遷台初期因糧荒饑饉約有半數病歿（鄭成功亦於次年病逝），但其子鄭經續於1664年初率官兵及眷屬約六七千人抵台，加上鄭成功入台前台灣已有漢人約25,000人，使當時漢人在以今天台南市為核心向南北擴張的廣濶平原，相對於土著各個部落形成人口上的壓倒性優勢，不但鞏固南明政權，也使漢族閩南文化根生台灣。
荷蘭化vs. 去荷蘭化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殖民台灣38年間，除以血腥殺戮征服全島土著各個部落，續之以威逼利誘方式強行推動全面改變土著信宗教信仰。為此教化目的，荷人不但在台灣廣設教堂，實施基督教教育，編造土著拼音文字（例如新港文），甚至推動荷蘭語教學，要土著放棄原有名字，改用荷蘭化的姓名。影響所及，1720年前後時，新港（台南新市）、目加溜灣（台南善化）、蕭壠（台南佳里）、麻豆（台南麻豆）等四大社中，仍有土著會荷人所編造之拼音文字。
明鄭東遷與之前漢族庶民的來到台灣不同，這次政權的東遷，經由政權體現行政力量，不但引入政府組織的高階漢文化，並因漢族的強大勢力，使明鄭政權有能力同步地進行“去荷蘭化”。鄭成功於1661年5月抵台後，除“親臨蚊港，相度地勢，並觀四社（新港、蕭壠、麻豆和目加溜灣）土民向背如何”以懷服土番外，並實施“去荷蘭化”。荷蘭方面記載，是年8月中國人強迫命令新港土著，所有採用荷蘭人名字的人，必須選擇改回他們的父親或朋友的名字，違者重罰。
次（1662）年6月23日，鄭成功在台灣逝世。斯時“東寧初開，南北二路之猶尚夷習（荷蘭習俗），相沿侈靡，等威無別。成功方欲遣官敷教，會疾革，不果。是至，鄭經以政為審理正所，巡訪其地。所至，毀淫祠（拆毀荷據時期所遺教堂）、崇正道、定制度、別尊卑、民悉心向化，知所率循”；1673年8月，Rosario等四名道明會（Orden Dominicana）神父從馬尼拉來到台灣大員，企圖重新匯集島上教友的信仰，但遭到鄭經極差的待遇。鄭經不但不接見他們，並派人監視他們，禁止他們傳教，甚至予以軟禁，這四名神父在台灣待了六個月後，只好離去返回菲律賓。
大明孤臣知名文人競相渡台 日據末期曾在台灣工作的日本記者伊藤金次郎敘述，日據時期日本人以其優越的民族感，歧視台灣民眾，認為這些在台灣的中國人都是海盜的後裔及在中國本土混不下去無賴漢的後裔。對這樣的歧視，引起台灣民眾極大反感和痛恨，因為台灣人認為自己是源自黃帝有純正家系與血脈的漢民族，台灣居民祖先主流是追隨明朝孤臣、忠誠無比的鄭成功的部隊來到台灣，其中不乏德高望眾的儒臣及知名文人，故台灣民眾以鄭成功為榮。
在那個改朝換代的大動盪時代，不乏德高望眾的儒臣及知名文人隨鄭成功的南明政權東遷來台。鄭成功於1661年4月率大軍東征台灣時，曾舉兵抗清之崇禎舉人徐遠孚（江蘇華亭人）就隨軍入台；鄭成功抵台后，知道十年前（1651年）攜眷買舟赴泉遇颶風飄泊至台的太僕少卿沈光文（1612年生、浙江鄞縣人）仍在台灣，“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為喜，握手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公”。當時，鄭成功在台大軍乏糧，約有半數官兵因糧荒饑饉病歿。在如此艱困條件下，鄭成功不但禮遇沈光文，且給予沈光文生活照顧，這充份體現鄭成功重視文化的一面。惟鄭經執政時，沈光文因作賦嘲諷時政，幾至不測，逃避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經，得免。山旁有目加溜灣社（台南善化），沈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
斯時，明朝孤臣王忠孝（崇禎戊辰進士、福建泉州惠安人）於1664年同宿望名儒盧若騰（崇禎進士、福建同安人）到台，沈佺期（崇禎癸未進士、泉州南安人）亦入台（王忠孝1667年卒於台、沈佺期1682年卒於台）。這反映當時因明鄭政權的遷台，使得一批文化人追隨來台。
中華閩南文化生根台灣 康熙22年（1683年），大清兵下臺灣，鄭克塽輸誠納土，全國統一。清政府禮賢下士，是時“諸遺臣皆物故，公（沈光文）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公，辭之。啓聖貽書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浙江寧波）。公亦頗有故國之思，會啓聖卒，不果。而諸羅令季麟（麒）光賢者也，為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沈光文乃與寧國韓又琦、西安趙行可、無錫華衮、鄭廷桂…等以詩會友，並於1685年結社成立“東吟社”，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詩社，其詩集名為《福臺新咏》。1688年沈光文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故論者有云沈光文是中華文化在台灣的最初傳播者。
文化的傳播，個別的文化人雖有其影響，但要擴大覆蓋面向下紮根，則仍需政權機制的制度化推動。康熙5年正月（1666年2月），鄭經在台灣“建立先師聖廟（即清初的台灣府學），旁置明倫堂。又各社令設學校延師，令弟子讀書。議兩州（天興州與萬年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進，准充入太學，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式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兩個月後，鄭經“以陳永華為學院、葉享為國子監助教，教之養之，自此臺人始知學”。換言之，鄭經完全將明朝內地的科舉教育制度移植台灣，從而使中華文化在台灣紮根。
文化的傳播，不僅需有啓始，更需持續地將文教機制的深化鞏固，盛清台灣諸羅縣第二任知縣樊維屏（山西蒲州人）就於1686年在受荷蘭人教化頗深的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等四大社，各社設“社學”一所，教育番童；十年後的1697年，郁永和（浙江仁和）來台記述“歷新港社、嘉溜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余曰‘孰謂番人陋，人言寧足信乎’顧君曰‘新港、嘉溜灣、毆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墊讀書者，蠲其徭役（免其應服勞役），以漸化之”。1710 年代，北路營參將阮蔡文(福建漳浦)於巡視淡水時，即召“社學”番童與語，能背誦四書者即贈予銀布以表揚之。
閩南文化鼎盛我國東南海上百年 我國江山遼闊，北國冰封之際南疆卻春意盎然，故各地域文化差異極大，其具體體現多在衣著、飲食、習俗、族群、宗教與方言等方方面面。惟古時無攝影等現代設備，不易形象地總體描述三四百年前閩南文化的特徵，但方言卻是各地域文化差異最鮮明的要素之一，並反映於歷史文獻記錄中。
首先，斯時鄭成功所率南明大軍可說幾乎都是閩南人，官兵所使用的語言就是閩南語。1652年9月，台灣發生郭懷一率眾起義抗暴事件，荷蘭殖民當局在12天的鎮壓中，屠殺三四千名漢人，血流成河（當時在台漢人約15,000至20,000人）。當消息傳到對岸福建，鄭成功部下“相當痛心”成千上萬的同胞在台灣遭到荷蘭當局的屠殺，而向當時因暴風雨船難正滯留在該地的數名荷蘭人扔擲石頭，並吼叫Ammokau，閩南語就是“紅毛狗”的發音。
斯時，隨著鄭氏家族海商力量獨霸我國東南海上，閩南語亦隨之擴張，成為中荷間交流的主要語言。檢視中外歷史文獻比對，“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相關文書與報告中，出現明鄭與台灣等的訊息多是閩南語拼音，例如北港（Pakan）、拔鬼仔（Thomas Pedel）、貓難實叮（Jacobus
Valentijn）、福州靖南王（Hocksieuw Simtangong）、《熱蘭遮誠日誌》（江樹生譯註）內記載的鄭成功征台大軍部隊番號Tsohoo（左虎、何義）、Gieuwhoo（右虎、陳蠎）、Autsiong（後衝、黃昭）、Tsangisieu（宣毅前、陳澤）、Leboui（禮武、林福）、Wantsanhauw（援勦後、張志）、Tiongs;iongh（中衝、蕭拱辰）、Hauwkhoij（後勁、楊正）、Sootsenghong（左先鋒、楊祖）、Hauhoiji（護衛、劉國軒），台灣學者翁佳音研究比定者諸如船（Junk）、許心素（Simsou）、四舍（Sisia鄭芝龍幼弟）、大老爺（Twa Lawyea指施琅）、顏伯爺（Ghamphea/ Gampea鄭芝龍的姻親）、祚爺（Sauja鄭泰、鄭成功的兄弟）…等詞彙的閩南語拼音，反映閩南語在當時我國東南海域是強勢語言。
再者，鄭成功在其驅荷談判致荷蘭在台長官揆一的函件及其最後與在台荷蘭當局簽訂和約的荷文版署名“Teijbing
Tsiautoo Teijtsiungcoen Coxin”，就是“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的閩南語拼音。換言之，當時鄭成功所奉正朔之南明漢族政權的對外交涉官方語言就是閩南語，以上種種皆反映當時閩南語的流傳廣佈及體現閩南政商文化的鼎盛強勢。
惟自康熙24年（1685年）清政府開放海禁，大陸沿海諸省商民紛紛出海貿易，外國商船也獲准至沿海的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貿易。原與台灣鄭經有貿易往來的英商也轉往廈門、廣州、寧波等地貿易。后來英商多集中在寧波，企圖直接觸及絲、茶產區，清政府為防止葡萄牙人在澳門尾大不掉之歷史事例重演，乃於乾隆22年（1757年）關閉福建、浙江和江蘇三省海關，全部對外貿易經由廣州，所有海關業務全由十三商行壟斷。自此，廣東海商趁勢崛起，取代閩南海商的龍頭地位。
鄭成功之國族歷史定位
關於對鄭成功的歷史定位，因為鄭成功是處於明亡清興的社會大變動時代，受限於當時改朝換代的政治情境，新興清政權為建構其政權的正當性及合法性，不得不視各地的殘明抗清勢力為叛逆，在官方文書與記載中，不乏以海逆、海賊、海寇、鄭逆、偽鄭等詞定位鄭成功。
但就中華文化的高度定位，論者無不肯定鄭成功的忠義氣節。例如黃宗羲頌揚鄭成功“自緬甸蒙塵以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凌雪讚鄭成功“寧違父志，不肯負國”。劉獻廷稱鄭成功以“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台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近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有也”。夏琳認為鄭成功“終身尊奉正朔，以兩島抗天下全力，威振宇內，從古未有也”，及其孫鄭克塽納土輸誠，夏琳亦云“自賜姓起兵，迄世孫凡三世，奉永曆正朔三十七年，至是降；而明朔亡”。
對鄭成功的忠義氣節，康熙皇帝於全國統一后亦立足於國族高度予以肯定，康熙39年（1700年）詔曰“朱成功系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晚清西方外力入侵，鄭成功擊敗17世紀西方強權荷蘭的英雄事蹟，深具鼓舞人心團結對外之意義，台灣官紳聯名向巡撫沈葆楨建議追謚鄭成功，清廷旋於光緒元年（1875年）正月下詔追謚鄭成功。斯時，沈葆楨在祭祀鄭成功的祠廟中題詞，即以嶄新的視野讚頌鄭成功稱：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福建巡撫王凱泰聯云：
忠節感穹蒼，大海忽將孤島現；
經綸開運會，全山留與後人開。
台灣總兵張其光聯云：
生為遺臣，歿為正神，獨有千古，
今受大名，昔受賜姓，諒為完人。
台南知府方祖蔭聯云
上宇闢滄溟，移孝作忠，天為孤臣留片壤；
血誠矢皦日，原心略跡，帝頒曠典報馨香。
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聯云：
天地間有大綱，耿耿孤忠，守正朔以挽虞淵，祇自完吾氣節，
古今來一創局，茫茫荒島，啟沃壤而新版宇，猶思當日艱辛。
劉壯肅公銘傳於1889年作楹聯讚云
賜國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創基業在山窮水盡；
寄父書，辭嚴義正，千秋大節，享爼豆於舜日堯天。
維揚王懋官聯云
英雄應厄運而生，赤手擎天，存故國四十年正朔；
在闢在神州以外，紅毛避地，啟遐荒百萬眾提封。
近代名人柳亞子更云
我唯崇拜我鄭成功，彼能使歐權鼻祖之和蘭（荷蘭），逡巡讓步，…海雲蒼蒼，海水茫茫，安得有鄭成功其人者乎，以煥揚我祖國之榮光。
鄭成功確保台灣入版圖 “天下分久必合”，明清內戰狀態不可能無限期延長，內戰終有盡頭。誠如距大清統
大哉言！歷史雖不能重現，但可事後合理推斷。若非鄭成功東渡台灣，前清盛世將台灣修入版圖，台灣勢將為荷蘭人長期持續佔據，其結果將誠如施琅所云，台灣“原為紅毛（荷蘭人）住處，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善能蠱惑人心。重以夾板船隻，精壯大，從來乃海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既得數千里之膏腴復付依泊，必合黨夥竊窺邊場，泊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無慮。至時復動師遠征，兩涉大洋，波濤不測，恐未易再見成效”。
戰後諸多歷史因素，台灣出現台獨勢力並虛構台獨史觀，關於明鄭部份是嚴厲反覆抨擊鄭成功為“外來政權”。這是挑撥島內族群感情，數宗忘典的論述，無視於其先人的共同歷史記憶與傳承。舉例而言，早在1919年（大正8年），據日人丸井圭治郎所撰《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的記載，當時全台以“開臺聖王”鄭成功為主神祭祀的廟宇就有48座，分佈遍及台北、新竹、台中、南投、嘉義、台南、阿猴（屏東）、花蓮和宜蘭等地（這還不包括以鄭成功為陪祀的廟宇）。此一事實，具體說明台灣民眾不但未視鄭成功為“外來政權”，反而是以神格化的尊崇方式，將鄭成功內化為台灣這塊土地的一部份，內化為我們中華閩南文化的一部份，內化為我中國全國歷史記憶的一部份。
回首歷史，鄭成功率大軍遷台，是對岸首批數萬人的一次性政治大移民，開啟台灣劃時代的改變，接續18世紀百年百萬移民狂潮，漢原廣泛通婚融合、1949年國府遷台91萬人更大規模政治移民（其中更有大量外省老兵與我國海疆重地台灣原住民通婚再融合）、兩岸開放後迄今更有30萬大陸配偶再移民。今天，台灣歷經“四百年融合、四百年血脈”，兩岸早已內化為血脈同源的中國人，是現狀也是現在進行式，兩岸同屬一中，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是天經地義的事，是天命所歸；故就國族歷史高度觀之，鄭成功將明鄭東遷台灣具有“開臺聖王”地域性與“延平郡王”之全國性的雙重歷史意義，前者體現鄭成功在台灣開拓新天地，後者體現鄭成功延續南明政權與中國明朝中央正朔對台灣的治理，及中華閩南文化延至並覆蓋全台灣，使中華文化生根台灣，俾朝廷修入版圖。誠如近代名人張學良將軍《謁延平祠》所云：“豐功豈在遵明朔 確保台灣入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