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氏集团看17世纪的环中国海

陈春声

张培忠《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一书，是一部兼具历史感与学术性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作者怀着对历史人物深深的“理解之同情”，在大量阅读史料且细心体验文献背后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基础之上，对17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及环中国海地域有重大影响的郑氏海上活动集团作了细致的、引人入胜的描述。郑芝龙出生于1604年，而施琅收复台湾在1683年，郑氏集团的活动涵盖了17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想联系阅读《海权战略》的体会，谈谈应该如何认识17世纪环中国海周边地域的人文特质，从一个角度说明该书的启迪与价值。

——17世纪是环中国海地区人文网络和国家关系转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期。一方面，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朝贡体制”，仍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葡、西、荷等等西方势力的东来，该地区逐步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传统的“朝贡体制”开始被新兴的“世界体系”所取代。

——在环中国海地域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期，新的体系很好地利用了旧体系的传统秩序，而来自新大陆的大量白银输入，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旧体制的活力。17世纪在环中国海活动的人群，其精神生活的内核更多地受传统“朝贡体制”相关观念的支配，包括“华”与“夷”、“汉”与“藩”、“化内”与“化外”等等与“己类”和“异类”分界相关的观念。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理解17世纪环中国海的“海权”问题。

——17世纪对居于“朝贡体制”核心的中国来说，恰好处于一个“天崩地裂”的时期。清代最初的近四十年时间里，南明与清朝多个政权并存，东南沿海地方长期处于“不清不明”状态，从属关系反复无常，军事将领不断易帜，而号称奉南明“正朔”的各支人马又互不统属，有时还相互残杀。王朝交替时期政局变幻无常，政治认同上的“正统性”失去客观依凭，官、民、兵、盗之间的界限变得很不确定，地方社会实际上已经失去判断各种势力的“正统性”的客观依据。这样的情形不仅影响了海上活动人群，而且对当时环中国海周边地域的国家关系也有深远影响。

——私人海上活动集团是17世纪环中国海转型过程中最有活力的因素。对于东南沿海那些有着上千年海外贸易传统，跨国活动早已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地区来说，其民众一直要面对的，就是环中国海周边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的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贸易、宗教和文化制度，上千年间他们的先辈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充满智慧地协调和利用各种制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和文化传统。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期，他们以在传统“朝贡体制”中积累和发展出来的智慧，迅速地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很好利用了这些变化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谱写了《海权战略》一书所展现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史诗。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我们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一书的启迪与价值。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