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专论
论郑成功的海权实践
论郑成功的海权实践
——郑成功论之二
张培忠
郑成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抗清；二是复台。他短短一生波澜壮阔的海权实践全部凝聚在这两项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之中。
一是海上举义与掌控郑军。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1624年（天启四年）7月14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另有文献称成功母是归化日本的泉州冶匠翁笠皇从日本人田川氏领来的养女），故郑成功有一半的日本血统，日后日本的政客和文人借此大做文章，从1700年开始即创作大量的“国姓爷文学”，竭力把郑成功打扮成“日本人的郑成功”，以彰显其在1894年甲午海战后侵略台湾的合法性。郑成功在日本长到7岁，由郑芝龙派人接回福建安平老家，延请先生专门进行“四书五经”的教育。郑成功骨格非常，天资聪慧；性喜《春秋》，最爱“孙吴”；文武兼资，慷慨自负。他15岁考取同安秀才，弘光朝时入南京国子监，拜明末大儒钱谦益为师，受到深刻的忠君报国思想的熏陶。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后，郑成功由其父郑芝龙引进朝见隆武帝，隆武帝见他仪表非凡，气质英伟，举止从容，对答如流，非常赏识和喜爱，十分遗憾膝下没有女儿许配给他，遂赐他姓朱，又赐名成功，并按照附马的待遇来对待他。这一殊荣使郑成功深受鼓舞，更加激发了他尽忠报国的热忱。而“国姓爷”的称号也由此流传开来。
郑芝龙到福州降清后，随即被胁迫到北京软禁，而清军也背信弃义攻占安平镇，大肆烧杀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也受到清兵的奸污，愤而自缢。其时，隆武帝也因仙霞关失守避走江西而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获并杀害。国难家仇使郑成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在母亲受辱陨命，国难当头时，他毅然发丧，慷慨悲歌，以唤起民心。接着又携带先前所用过的儒巾、蓝衫，到孔子文庙边哭泣边焚烧。
郑成功的焚儒服、致父书，既十分决绝，又大义凛然。从战略上，他一下子就占据了道德高地，有了登高一呼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要举义师，从哪里起兵，却颇费踌躇，因此时的福建已是清兵遍地，从哪里找到一块立足之地，郑成功想到了广东南澳。
南澳岛，周围三百里，地处南北海上交通要冲，是外洋番舶必经之通道，闽粤两省纵横之咽喉，山高水险，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郑芝龙曾在此任明朝南澳副总兵长达7年之久，其时郑成功随侍在侧，熟悉那里的山川形势和人文地理，有父亲的旧部和郑家的影响。到那里举兵起事，有自成一隅的地盘，有散处各方的义士，有可以依恃的民心，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主意已定，郑成功遂与其志同道合的陈辉、张进、施郎（降清后改为施琅）、施显、陈霸、洪旭等愿意跟从的部将九十多人，分乘两艘巨舰，由安平海港出发，风雨兼程驶抵南澳招募兵员。
1646年冬，郑成功一行人直抵位于深澳的闽粤南澳总镇府，由南澳副总兵陈豹安排大家住下。陈豹是郑芝龙的旧将，生得短小精悍，当地人称“三尺六”，对郑成功一行的到来十分欢迎，并尽责尽力安排宣传和招募兵员的各项具体事务。第二天，郑成功带领众将来到总镇府左侧的大榕树下，树起抗清复明的大旗，慷慨陈辞，鼓动民众踊跃报名参军，并命兵卒抬来重200多斤的验兵石，凡能将此石提起并举过头顶者即可招之入伍并成为骨干。一时间，昔日芝龙散卒，今日陈豹属兵，远近有志有为青年，纷纷投到郑成功的麾下，迅速招募和集结起一支数千人的抗清复明的队伍。
郑成功在南澳举义旗、抗清军，得道多助，应者云集。而当时据地称雄的豪强也很多，如金门是郑成功叔父郑鸿逵的势力范围，厦门则是郑成功族兄郑彩、郑联兄弟所有，北方上游的海坛、南日、南北二郊及舟山等岛，都是由鲁王属下的周瑞、周鹤芝、张名振等人分守。作为一个军事集团来说，郑成功仍然势单力薄，地盘更是小得可怜。郑成功决心在军事上像其父亲郑芝龙一样成为郑氏集团真正的霸主。在其叔父郑鸿逵的帮助下，郑成功带兵从南澳出发，再招铜山咸听约束，连破福建同安、海澄、漳浦，并攻克泉州，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1650年8月，郑成功带领舟师向厦门进发，趁建国公郑彩引兵外出，突袭该岛，捕杀郑联，收编郑联部将陈俸、蓝衍、吴豪，招徕郑彩部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使郑彩失去兵权，解甲归家。郑鸿逵也因中左所之失被迫交出军队，不再参与军事。就这样，郑成功完全掌握了郑家的全部军团，南澳、铜山、厦门、金门贯通一线，成为郑成功积聚力量、抗清复明的重要根据地，郑成功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
总体而言，郑成功的部将和兵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跟随他起兵举义的少数将领和士兵，如洪旭等人；二是福建沿海应募而来的有志之士，如甘辉、蓝登等；三是由清将李成栋反正后由粤返闽的郑芝龙旧部，如施琅、洪习山、黄廷等；四是清方派驻东南沿海的少数明将来归。对这些将领，以及士兵，郑成功都能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量才录用；组织上精心收编、严格管理；军事上积极练兵、令行禁止。因此，南澳举义对奠定郑成功一生的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是郑成功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把握住这一个空前的民族危难时期，化危为机，凝聚人心，形成抗清复明的政治基础；其二，是招旧部、募新兵，整合力量，形成坚实的军事基础；其三，是彰显了郑成功在初登历史舞台时，那种独立自主的气魄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在郑芝龙降清后，郑氏集团突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手握重兵的郑鸿逵、郑联、郑彩等都很有可能成为继承者，初出茅庐的郑成功没有选择依附哪一派势力，而是走自己的路，寻求独立于群雄之外，进而跻身于群雄之中，最终成为群雄之首。正是由于郑成功有登高望远的战略抉择和极为严格的军事组织、纪律，部队才迅速得到发展，最鼎盛时达到几十万兵员之众，郑成功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清复明的一方将帅。
二是全面经略金厦与打造抗清中心。郑成功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和成长中的将帅，不但有坚定的信仰，杰出的才能，而且善于在失败中吸取教训，表现出极强的反省能力和动态能力。1651年（永历五年）3月，郑成功应西宁王李定国之请，南下广东勤王。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早就对郑氏家族垄断海上贸易积累下的巨额财富虎视眈眈，获悉郑成功主力南下，厦门守兵薄弱，遂迅速调集军队渡海偷袭厦门，把郑氏家族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出征将领的家属也深受其害。这次偷袭损失惨重，对郑军是一次致命的打击。郑成功曾在致郑芝龙的家书中说：“（清军）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厦门），蹂躏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他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获悉厦门陷落，部下将士担心亲属安全，“哭声遍闻”，军心动摇，郑成功不得不班师回救。中左之劫为成功财政上一极大损失，其损失之大为成功全部之家资、芝龙一生所积蓄，这对郑成功是一个空前的打击。更有甚者，是家族中各怀异心，各打算盘，故郑成功沉痛地检讨说：“渡虏来者澄济叔，渡虏去者定国叔，弃城与虏者芝莞叔；家门为难，与虏何干？”郑成功几乎是痛心疾首地说出这些话的，可见，内部团结、缪力同心，是何等的重要；同时，面对复杂情势，制订得当战略，既拓展地盘，又巩固阵地，不断有效地发展壮大自己，则更为重要！痛定思痛，郑成功深感倾巢而出、东征西讨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就改取以金厦为根据、恢复漳泉为基业的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以长期经略金厦作为抗清复明根据地为目标，战进退守，转圜自如；同时，郑成功采取“诛不顾亲”的非常严厉的治军手段，并与以进为守、以攻为防的战术相配合，每一个战役都采取主动，以外线攻势代替内线防守，契合了“以战为守则固，以攻为防则存”的兵家之道，使金厦沿海一带的战况与兵势为之一振，局面大为改观。同年5月，郑成功出兵攻永宁、崇武两县，大败清兵，并得到大批军用物资；9月到11月，郑成功再率兵攻打漳浦，清兵又失败，被郑军追逐擒杀不计其数。1652年3月，郑成功率兵发起江东桥之役，大败清浙闽总督陈锦之师，陈锦为家丁所杀；4月至10月，郑成功乘胜攻打漳州，并围城长达三个多月，城中军民饿死过半，以至杀人为食。1653年5月，郑成功亲自率兵攻打海澄，两军激战，三进三退，最终击退清将金砺所率满汉精兵数万。1654年11月，郑成功先后收复漳州府城及南靖、漳浦、同安、南安、惠安、仙游等县城，基本占领了闽南沿海地区。在同清廷长期的斗智斗勇中，郑军愈挫愈奋，越战越强，从初起时的三数百人发展到强最盛时的二三十万人，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占据了优势。而在政治上，郑成功则始终遥奉永历为正朔，以恢复中兴相号召，并多次亲征或派兵勤王，配合南线、西线对清作战，尊重明室元老遗臣，改中左所为思明州，设六官，建制度，聚民心，从长计议，全面经略，使金厦地区成为东南抗清的中心。
三是驱逐荷夷与剑指吕宋。长江之役的失败与清军加紧对郑军的围剿，使郑成功深感困据金厦这一弹丸之地终非长久之计，必须继续拓展抗清的根据地，才能保住东南复明这面旗帜，才能凝聚南明军民恢复明室这把希望的火种。于是，郑成功把眼光投放到与金厦地区一衣带水、其父郑芝龙曾经经营过的台湾岛。
应该说，进军台湾是事关郑氏集团前途命运的一次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个艰难的决策中，郑成功有其苦衷，也有其谋略。因此在作远图之前，郑成功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1660年阴历十月，郑成功下令修理战船、备办粮饷、铸造器械，并对军事作出全面部署。他考虑到这次东征行动，既要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又不能失去厦门、金门、南澳一带沿海岛屿。因此，郑成功决定亲自率主力出征台湾，这支主力共分两批赴台，首批11个镇约2．5万人，次批6个镇约1．2万人，合计约3．7万人，经过大修的渡海船舰约有两三百艘。在金门、厦门、南澳一带留下相当兵力：命忠勇侯陈豹防守南澳，阻止广东清将苏利、许龙乘虚而入；派郭义、蔡禄二镇及张进守铜山，必要时策应陈豹部；留户官郑泰和参军蔡协吉守金门；由世子郑经率洪旭、黄廷等众将镇守厦门，洪磊、冯锡范、陈绳武三人调度各岛防守事宜。
1661年正月，清帝顺治死讯传到厦门，郑成功估计清朝在所谓“国丧”时期内部权力格局未定，不会对外大举用兵，这是出兵收复台湾的有利时机。1661年阴历三月初十，郑成功率首批军队乘船离开大陆东南沿海的金门，向台湾的方向进发，在料罗待风，二十三日中午“天时霁静”，开航前进。二十四日，全部到达澎湖，分扎各屿。重新开航到柑桔屿时遇到顶头逆风，被迫折回澎湖。郑军根据何斌提供的情报，以为“数日内可到台湾，粮米不竭”，多数不带军粮。在澎湖各屿尽量收取，“惟番薯、大麦、黍稷，升斗凑解，合有百余石，不足大师一飧之用。”郑成功“惊乏粮，又北风无期”，如果继续停驻澎湖候风，恐有断炊之虞，更危险的是有可能动摇进军台湾的军心，那将是巨大的灾难。于是，郑成功当机立断，于三十日夜看到风势渐转，遂下令冒着“风雨阴雾”的危险开航前进。当时风雨不断，波涛汹涌，船行其间，十分惊险，但到了三更，竟然云消雨散，天气转好。阴历四月初一拂晓，郑成功乘“舟古子”，在马信的南京平底船引导下直达台湾外沙线，天亮时驶抵鹿耳门，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夺取复台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661年阴历四月二十六日，郑成功甫一登陆，就将在澎湖写就的劝降书及文告送达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总督揆一和地方长官猫难实叮，郑成功义正辞严地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郑成功的招降书，既宣示了主权的归属，又表达了和解的态度，更提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傲慢的荷兰人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然，他们坚信高大船舰、优良火器和铁血精神，足以吓退贪生怕死的中国人。于是，荷方迅速集结兵力分水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反扑。
1661年阴历五月，郑成功的第二批军队六镇一万多人分乘二十艘船到达台湾，军事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这时，郑军缺粮逐渐严重，这是郑成功攻台遭遇的最大问题。因此，郑成功采取派人下乡搜粟、厦门催粮和分兵屯垦等方式，彻底解决粮食问题。而荷军的主力已全部退守热兰遮城，郑成功认为台湾本岛已经收复，剩下对岸一座孤城，不会有什么作为，遂采取“围困候其自降”的方针。没想到，这一围又长达半年时间。在抗清战争中，郑成功曾经历过两次围城失败的战略失误。第一次是在1652年阴历四月，围困漳州五个月不下，城内“百姓饿死过半”，最后清军援至，郑军迎战大败，退回厦门。第二次是在1659年阴历七月，围困南京20日，误中守军诈降之计，拒绝诸将建议，没有全力攻城，结果大败而退。这次围困热兰遮城，郑成功仍然没有吸取前两次的教训，始终没有切断守军的通海之路，让他们同援军保持联络，从容获得补给，这不能不说是攻台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在围困热兰遮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郑成功没有发动攻击，而是意图等待固守城堡的荷军弹尽粮绝，不战而降。但心存幻想的荷兰人仍然负隅顽抗，直到巴达维亚的援军彻底远去，城堡内的病人不断增加，绝望的情绪在荷军中像瘟疫一样漫延开来。从公历1662年1月起，郑成功接受一些投降荷军的建议，在乌特利支堡外围赶建了三座炮台和一此战壕，配备了二十八门巨炮；1月25日清晨开始，郑军用大炮轰击了一整天，把乌特利支堡彻底炸毁。荷兰殖民者眼看他们统治台湾的末日已经来临，走投无路之下，揆一和荷兰守军才不得不向郑军投降。公历1662年2月1日，揆一和郑成功双方代表在大员街的税务所各按本国的习俗举行誓约、签字、盖章的仪式，然后互换条约，完成换约媾和的手续。揆一和郑成功签订的和约内容共十八条，包括守军将所有炮台、碉堡、重炮、火药、战具，以及东印度公司的粮食、商货、金银等一切财产交与郑军，郑军则承认释放荷兰人俘虏，放还捕获的小艇和守军日常用品等。
台湾新辟，前途未可限量，但毕竟百废待举，自身的条件远远不足。因此，郑成功谋划着要攻取吕宋（即今菲律宾），以为外府。
据明万历举人张燮著的《东西洋考》记载：“吕宋在东海中，初为小国，而后濅大。永乐三年，国王遣其臣隔察老来朝，并贡方物。其地去漳为近，故贾舶多住。……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和子孙者”。于此可见，吕宋国是漳泉沿海的近邻，商业活跃，西班牙人未占领以前，中国人就与吕宋人展开往来贸易，还有不少华人在吕宋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但自西班牙人侵占并统治吕宋后，由于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华侨既深怀敌意，又利用奴役。由于中国人勤劳智慧，既力于采矿，又擅长贸易，且毗邻漳泉，移民日多，遂在经济上占有一定地位。西班牙人于是对华侨又妒又恨，处处为难华侨，苛政剥削华侨，甚至强迫华人参加掠夺殖民地战争，却待之如奴隶，视之如炮灰。西班牙人的残酷无情激起了华侨潘和五等人的无比仇恨，他们刺死了战船上的敌酉，发动了海上暴动。但因敌众我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房屋被抢劫焚烧，大部分华侨被驱逐出境。1603年，菲律宾又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华侨的惨案，据《明史》记载，先后被杀害的有25000人；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强迫华人出高价缴纳身份证费和租税，激起华人的反抗，又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穷凶极恶的屠杀，这种恐怖屠杀一连进行了几个月，西班牙死亡不到50人，而华人死亡达到24000人！这一片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土地，却浸渍着华人的鲜血。西班牙殖民者虐杀华侨，视人命如草芥，视中国如无物，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郑成功是一位富于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同胞受蹂躏，使他感同身受，誓解生民于水火。另一方面，菲律宾也蕴藏着极大商机，据1620年记载：西班牙国王从华丝的贸易（由菲律宾运丝到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转口贸易）中，每年获利200万；因此，不少福建的海商为着致富的目的，也纷纷到菲律宾贸易，故当地流传一句俗话：“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作为海商集团的首领，郑成功每天都有船只往来于吕宋、长崎、巴达维亚等地，对菲律宾所发生的这一切，已是了然于胸。因此，郑成功很早就有远征菲律宾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郑成功这么早就开始谋划、着手实施远征菲律宾庞大而冒险的计划，有其更深刻的背景：一是郑成功急需扩张领土，增强国力。1659年的长江战役失利返回厦门，次年四月郑成功遭到清军猛攻后，他痛感领土狭小、国力羸弱，为解决这一现状他提出了进攻台湾的战略，菲律宾远征计划其实是这一想法的延续。另有一种说法是：郑成功当初议取海外大岛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吕宋。实际上两个都在考虑之列，只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二是与荷兰交战的胜利。郑氏对荷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东洋国家首次打败西洋势力一大快人心之事，因此，郑成功信心满满，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菲律宾。三是郑成功判断西、兰不会联合，即西班牙和荷兰两国不可能携手对抗郑氏。荷兰比西班牙晚了约半个世纪进入亚洲，在殖民地争夺战中，围绕亚洲各岛屿的占有权两国不断发生激烈的争斗。1624年荷兰占领台湾后，西班牙便将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等地据为己有。双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国，郑成功据此判断当时风传的西班牙与荷兰联手的情况不会发生。四是从地理方面出发，菲律宾是能够成为郑氏武力攻击对象的唯一的外国领土。当时郑氏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被清军所牵制，1661年4月远征台湾第一战时，载有25000名士兵的300艘舰船一天一夜便行驶了从厦门到台南长达180海里的路程。长江战役期间，从厦门到上海长江口的行驶距离约为561海里，虽然战败了，但这些数字都足以显示郑氏海军力量的强大。因此对郑军而言从台南到马尼拉500海里的路程绝非难事。五是如果居住在菲律宾尤其是马尼拉的华人揭竿而起，与郑军里应外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单纯的希望，实际上在出访菲律宾的使节团中就混有煽动民众的情报人员，他们到达马尼拉之后立即开始策划，从这点看来，在远征的计划阶段这一策略就被确定下来了。
郑成功谋定而后动，把诸将请来议取吕宋，决定先予招降，如果不服，再派大军征服。1662年4月25日，郑成功将神父李科罗从厦门招至台湾，命他作为使节出使菲律宾，带信到马尼拉，交给菲律宾总督曼利克·特·喇喇，劝他“俯首来朝纳贡”，如果拒绝，将挥军攻打吕宋，杀他个片甲不留。郑成功还对李科罗下达训令，命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若失败，无需返回。
李科罗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中国传播天主教，1654年被派往厦门，在郑成功的庇护下进行传教活动，受到郑成功的信赖。考虑到李科罗在菲律宾很有影响力，在菲律宾华人社会也颇有威望，因此，郑成功特意选择李科罗来执行这项重要任务。
这封宣谕书到了菲律宾，西班牙人十分震惊，又非常愤怒，决定先下手为强，再次发动了对华人的屠杀。据史料统计，屠杀人数至少在4000人以上。消息传回台湾，郑成功极为震怒，立即下达了作战动员，命令部队集结，准备渡海攻打马尼拉。郑成功是一位具有钢铁意志和剑及履及的杰出将领，如果没有突然发生内乱和郑成功猝然而逝的变故，吕宋岛将会成为第二个台湾岛，被郑成功收归囊中。果如是，中国的海权战略将跃上一个高度，而海洋版图将彻底改写。事实上，据神父孔倍士记载，当时吕宋“盖因多年之消费，国库空虚，防御所需之经费已无法筹措，能赴战之兵士仅有六百，而西班牙本国籍士兵亦百名，其余多为种族不同之杂牌队伍”，全岛自知灭亡在即，笼罩在极度的恐怖之中。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